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地域性样本
——《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编选意图与方法
2020年03月25日 00: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25日总第1893期 作者:黄伟林

  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我们希望以学术的方式做一些纪念工作,在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张俊显、罗财勇两位先生的多次交谈中,最终选择了编辑出版《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这个方式。

  之所以做这样一个选题,当然有我们身处广西桂林这样的地缘性因素。但是,百年广西文学本身也有其全国性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广西作为中国南方边疆地区,其文学发展明显呈现了“五四”新文学向边疆地区传播的轨迹;二是广西作为壮族自治区,其文学构成正好体现了中国百年文学的多民族构成;三是抗战时期桂林是著名的文化城,大批作家云集桂林,大量文学书刊在桂林出版,桂林成为那个特定时期中国的文学中心。

  选题的价值需要研究者的学术积累去实现。广西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历史悠久,在桂林文化城文学、广西当代文学两个研究领域享有盛誉,曾完成出版《旅桂作家》《桂林文化城大全·文学卷·小说分卷》《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丛书》《独秀作家群研究书系》《广西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广西现当代散文史》等著作,且是《广西现代文化史》文学编的主撰。由广西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团队来承担《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的编选工作,是出于理性、审慎的选择。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的编选与通常的作品选编不尽相同。除了精挑细选的作品,我们还为入选作品配置了作者简介、作品信息、文学史评价、创作评论和作品点评五种信息。作者简介即对作者的简单介绍,该书系中有少量作者名不见经传,因此,作者简介也需要编选者花费一定工夫;作品信息标明该作品的最早出处,以及转载、重版、翻译、获奖等信息,以显示作品的影响力;文学史评价搜集各种版本文学史对相关作家作品的评价,对于作家作品而言,进入文学史是其重要归宿;创作评论摘录对入选作家的整体评论,理解作家的全人有助于理解作家的某个作品;作品点评引述对于入选作品的解读赏析。配置上述五种信息,一是为了呈现入选作品的经典性,以事实表明大多数入选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专家的认同;二是为了助推本书系的普及性,通过提供相关评论,帮助读者理解入选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三是为了强化本书系的学术性,像作品初版、再版以及文学史评价这类信息,具有很强的专业色彩,对于普通读者似无必要,但对专业读者则相当重要。因此,该书系是一套兼顾经典性、普及性和学术性的图书。五种信息的配置,需要编选者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在海量的信息中甄别、辨识、梳理、取舍,真正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便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信息量大、挖掘度深的文本。正是在这些信息中,我们发现,像田汉、欧阳予倩、焦菊隐、蔡仪、夏志清、张炯、沙叶新、雷达、杨义、陈思和、白烨、曹文轩、陈晓明、程光炜、张清华、李敬泽、贺绍俊、王干、丁帆、洪治纲、王德威、张颐武、张柠、王安忆、余华等作家、评论家都曾经专门撰写过关于广西文学的评论。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曾经得到如此多名家大师的关注,这无疑是其历史与审美价值的证明。

  中国新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最初的“五四”新文学主要发生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像广西这样的边疆地区,其接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主要依靠在京、沪、粤求学的广西籍作家,即所谓“走出去”的方式。例如,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壮族作家韦杰三,“五四”时期就先后求学于广州、上海和北京,当他在“三一八”惨案中遭枪击身亡时,其身份是清华大学学生。正是广州、上海和北京的求学生活,激发了韦杰三新文学的创作激情,在其短暂的生涯中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学作品。1927年,清华大学编印了《韦杰三烈士集》,朱自清专门撰写过《哀韦杰三君》的悼念文章。进入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随着部分异地求学的广西籍作家返回故乡,以及部分新文学作家到广西任职任教,广西本土开始以一种“迎进来”的方式接纳新文学。1935年,陈望道率领包括夏征农、祝秀侠、杨潮、沈西苓的上海作家团队到地处桂林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成为新文学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典型方式。在此之前,桂林在新文化人士看来,还是一座古城,桂林人过的还是“中古时代之生活”,“举凡新文化之享受,均付阙如”。但就是这样一座城市,随着陈望道团队的进入,发起了白话文运动,排演起了话剧,原本擅长写古诗古文的广西师专学生,开始了新文学写作,桂林因此而逐渐染上了浓郁的新文化气息。进入新文学的第三个十年,因为战争的缘故,北京、上海不复为文化中心,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文化城。1938—1944年,是中国新文学的桂林时间,在战争期间“重建文学中心”,成为新文学发展与传播的新方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田汉、夏衍等新文学作家都曾居留桂林,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端木蕻良的《初吻》、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聂绀弩的《韩康的药店》、田汉的《秋声赋》、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现代文学名作都在这片土地诞生。

  经过30年的辐射与传播,新文学终于在中国南方边疆落地生根。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文学虽然与整个中国文学有着共同的节奏和旋律,但也表现出其特定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这种地域与民族特点既是题材意义上的,广西文学中有着大量的关于边疆民族生活的书写;也是情感意义上的,作为经济后发地区,广西作家对苦难、荒诞等有着独到的生命体验。20世纪50年代,广西文学曾以诗歌《百鸟衣》、戏剧《刘三姐》享誉中国文坛;20世纪90年代,广西文学以“边缘崛起”的姿态让文坛刮目相见。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被雨淋湿的河》、黄咏梅《父亲的后视镜》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桂林山水、南疆少数民族风情都曾经作为广西文学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为广大文学读者喜闻乐见。

  1919—2019年,中国新文学走过了百年历程。虽然广西地处边缘,其文学成绩却有目共睹。梁宗岱的诗歌理论、王力的学术小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白先勇的小说和散文,都在百年中国文学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文学苍穹中耀眼的星辰。而本书系中出现的一些作家,其姓名行迹鲜为人知,如欧查曾在上海创办《现代妇女》杂志,鲁迅曾专门题诗赠她;再如莎色创作的话剧《南方来信》,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又如谢民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探索话剧《我为什么死了》。这些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如同流星,在历史上曾经绽放过短暂光芒,很快销声匿迹,如今被编选者从各种文献史料中发掘出来,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不少有价值的作品自初版之后,长期尘封在故纸堆里。如今,抹去历史的积尘,这些在书系中重见天日的作品,仍然熠熠生辉。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七卷十八册,共一千万字。就百年广西文学而言,《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是迄今为止最完备、最系统的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选本;就百年中国文学而言,《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是关于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地域性样本。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主编)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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