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经过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故事主题或原型在小说、戏曲等不同的古代文学门类中，发生了哪些演变与重塑？近年来，国内学界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观照。8月12—13日，“中国古代叙事文献与文化高层论坛”在河南驻马店举行。

　　提出“中国化的主题学”

　　在文学、民俗学、神话学等领域，以类型研究为旨趣的主题学受到学界关注。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齐洲介绍，主题学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工具。在民俗学里，“主题”常被称为“母题”或“故事类型”；在神话学里，又被称为“原型”。我国受主题学影响的研究著作不少，民间文学研究者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就是运用主题学对民间故事的历时性进行研究，成为中国第一部民间故事史。

　　美国丹尼森大学教授连心达在其提交的论文中表示，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已被公认为民间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阿尔奈—汤普森分类体系”，虽然在以“泛欧洲”为主的民间故事研究工作上行之有效，但若要运用到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上，无疑会造成局限性。不少论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稼雨提出，要从中国文学实际出发，建构中国化的主题学研究，努力为之经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构想。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工作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是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其二是故事主题类型个案研究，其三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三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索引编制是基础，个案研究是主体，理论研究是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星认为，世界各地的地方特色所形成的文学形态差异，既是客观事实，也是文学研究实现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更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剥离西方学术范式樊篱的学理所在。

　　在王齐洲看来，吸收了叙事学、主题学、文化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学科成果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是21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旨在回归中国叙事文化的本位，尊重既往的一切历史事实，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小说研究者的学术本位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

　　以个案研究为支撑

　　据记者了解，在目录编制方面，宁稼雨等学者目前已完成了《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相关工作。同样是类型研究，对比以阿尔奈—汤普森分类体系为代表的西方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旨趣，连心达认为，阿尔奈—汤普森分类体系想要囊括所有故事类型或故事母题，而中国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则是要寻找可以作为文化文学分析的主题类型。

　　宁稼雨表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分类是为个案研究服务。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核心视角是故事类型，中心任务就是对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形成的故事文本进行比对和分析研究。

　　近年来，一批中青年学者投入到中国叙事文学的个案研究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不少学者针对历史上秋胡戏妻、大禹治水、汉武帝求仙、西王母会君、东方朔偷桃等故事的演变进行了详细叙述，梳理了各情节单元的演变轨迹，并分析了其文化内涵。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洪树华介绍，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研究的根本任务是，要在摸清个案故事文本流传的基础上，对其形态异同变化情况作出文化学解读分析。洪树华建议，可以从每个时段或某个时期的类型索引目录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或典型性且材料丰富的故事，并以此作为重点，对一些研究对象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通过占有丰富的文本材料，详尽叙述故事的演变，进而挖掘其中潜藏的文化意蕴。

　　有待细致的理论建设

　　不可忽视的是，未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建设还有待细致深入研究。对这一概念，学界尚未达成统一认知。有学者认为，有关叙事文化学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论述的多是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而对于“叙事文化”，即将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却少有揭示。

　　事实上，这种认知分歧在于对“叙事”的不同理解。宁稼雨提出，“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它只能通过“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来承载体现。

　　中国叙事文化学要成为21世纪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成熟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设，包括进行理论论证，以确定其内涵与外延，避免误解。王齐洲提出，尽管需要改变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的学术旧格局，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能够照顾到中国叙事文学实际的学术研究范式，包括“文学体裁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还应该被吸收进来，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以《红楼梦》叙事调控艺术的分析为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认为，推进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走向纵深细微，还需要探索更多的视角与分析维度。

　　论坛由南开大学文学院、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天中学刊》编辑部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