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全面开启，需要着眼于“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的远景目标，这内在要求从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进一步探索国家发展的未来方向。以生态文明为内在价值指向的绿色发展，关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上，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和价值追求。

　　“绿色”彰显生命和自然的本色

　　从内涵上看，绿色发展是对过去旧有的发展方式上的理念创新，是尊重自然规律、适应具体环境容量和相关自然资源承载力条件下，兼容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新型发展模式，突出体现生态性、发展性、可持续性等特点。从性质上看，绿色发展既是理念，也是方式。作为“五大发展理念”重要组成部分，绿色发展的思维认知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变革，决定了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生态文明已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方略。从内部要素来看，绿色发展需要从理念、经济、制度、技术、行动、文化等多重维度进行建构，从而形成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其中绿色理念是指引，绿色经济是关键，绿色技术是支撑，绿色制度是保障，绿色文化是内涵，绿色行动是要求。由此，我们可以从“前提”“机制”以及“重要领域”来理解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

　　“前提”指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变革与绿色思维方式研究。如前文所述，绿色发展既是理念，也是方式，是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选择。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两大主题，前者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基础，后者决定了人类的发展前景，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不二选择。在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思维方式融入更多的“绿色”要素将引起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变。因此，研究绿色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是研究绿色发展如何形成，进而研究绿色发展如何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机制”指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机制、统筹协调机制。制度优势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如果制度优势不能转化为治理效能，那么这种优势只存在于设计和理论层面，而无法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层面。统筹协调是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机制，因为生态环境原本就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有机的整体性系统，生态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遵循相关规律运行。这就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各个治理行为主体必须统筹协调一致，对生态系统要有一个统一的认知和行动准则，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关系，注重生态系统中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统筹协调，注重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城市和乡村治理的统筹协调，注重生态制度实践的硬约束和生态文化软约束的统筹协调，尤其要注重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协调等，由此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重要领域”指生态农业实践研究、生态文化与生态教育体系建设研究。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少人多”的现实情况以及日益趋紧的环境压力要求我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这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实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化的支撑，而大力培育生态文化需要生态教育的协助。总体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从个人到社会，从制度到文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性过程，这其中，生态农业实践、生态文化和生态教育体系建设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

　　绿色发展彰显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价值

　　准确认识自身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是践行绿色发展的前提条件。具体看，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对绿色发展无论是理念、价值、认知、思维、行为和政策层面都有显著区别。这就要求我们在探索绿色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引进的国外相关绿色发展内涵及运行模式进行前提性分析和研究，找到其中不足和有益之处，分门别类地进行借鉴和吸纳。结合我国自身的情况，从自身的环境资源禀赋和社会发展诉求出发，来建构和制定出适用于自身的绿色发展可行性方案，从而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中国绿色发展的理论架构和体系，生长出绿色发展全球共享的中国方案。

　　基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以及所出现的各类紧迫性生态环境问题，潜在要求我们必须利用科学技术在治理环境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基于此绿色科技应运而生。我们需要用“绿色”加上现代化科学技术，对急需治理的生态环境问题加以处理和解决。绿色象征着无污染、低能耗、可持续，将“绿色”加诸科学技术，意在将科学技术存在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进而实现绿色科技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可持续性、健康性、均衡性、协调性修复和治理，尽最大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具体运行层面看，绿色科技力量投放应当由国家顶层设计来决定和实施，如果要扩大到系统性、全球性生态修复和环境气候问题，则需要各个国家联合在一起进行。客观上，对绿色科技力量的投入势必不是一个部门、行业和企业的事，而必须依靠国家和全球科技力量的投入。在国家层面，推进绿色发展除了要在具体政策、财政投入、人才培养、制度供给上给予长期支持外，还要在国家战略上、经济发展模式上进行“绿色”调控，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绿色科技的同时，以绿色生态科技产业替换旧有不可持续的产业类别，还要对高污染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要将绿色科技注入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使得在社会层面绿色生活方式成为主流。在全球范围内，应当协调各个国家积极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全球变暖等问题。习近平主席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同时，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贡献，照顾其特殊困难和关切。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同时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

　　由此可见，推进绿色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们不仅要转换国内的发展方式、树立绿色发展观，在实践中切实推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外，还要协调各方、各国积极应对全球性生态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着力从实际出发将绿色发展向纵深推进。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生态史，是一部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由此可知，绿色发展不仅是理念，还是价值，更是实践。我国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新时代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期待，沐浴在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阳光下，明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一定更美好。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