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排名、全球智库排名、世界治理指数排名……近年来,涉及各类领域的全球层面指标排名引发了公共视野下的广泛讨论。“排名热”可能引发什么问题?对评价指标的优化面临哪些困难?就上述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
排名存在多重隐患
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系学者黛博拉·马利托(Debora V. Malito)在采访中表示,量化这一方式有利于政策制定,但也带有政治色彩,与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权力运行息息相关。指标排名既有助于评估表现、倡导行动和变革,也能在制定国际规范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要想理性解读排名,就必须梳理排名涉及的关系,不能将其视为完全中立或纯技术层面的数字。指标旨在反映既定现实,而且是那些本来就难以测量的现实。这可能会有利于我们从全球视角理解某个现象,但也可能会巩固某些刻板偏见。
马利托以腐败指标为例,阐释了现行全球指标排名可能存在的偏差。尽管嵌入国际反腐败措施中的各种概念具有普遍性,但其意涵是由某些特定的规范偏好、历史经验和对治理方式的理解所决定的。现在有一种更广泛的共识认为,很多基于主观数据的腐败评估指标并不能有效衡量腐败现象,因为其评价过程过于依赖特定群体,尤其是商业精英或学术专家的看法。这种主观性倾向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现实。此外,腐败的衡量标准面临一系列由评价方法缺陷带来的挑战,例如数据的可得性。通过比较国家能力或某一发展方面来对各国状况进行分析,也可能存在问题。时间跨度大的跨国对比和评估应在事前予以说明,而政治辩论或媒体讨论中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看到的经常是有偏差的比较。
排名还可能对社会心理造成不利影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埃琳娜·埃斯波西托(Elena Esposito)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大卫·斯塔克(David C. Stark)在《评级观察到了什么?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起到导向作用的排名》一文中表示,评级和排名助长而非消除了人们的焦虑。相比前现代社会,当代人的身份越来越具有流动性,这成为抱负心或挫折感的来源。排名之所以会导致焦虑,部分原因是名次并非一成不变的,数据一直在更新。这意味着,机构负责人在看到排名公布之后的第二天就要投入到下一轮排名的准备工作中。此外,努力提升或至少保持原排名的紧迫感也会使人感到焦虑。构成排名的评估标准常常是模糊的,决策过程也不完全透明,很多排名缺乏清晰度。人们感觉到必须赶快做点什么,但又无法明确要完成哪些事项,焦虑由此产生。
释放排名潜能任重道远
对全球指标排名的反思与改进之所以关键,既缘于该议题本身的价值意义,也因为国家在全球层面的“绩效表现”会带来一系列实际影响。以近期受到广泛关注的治理评价为例,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瑞秋·吉赛奎斯特(Rachel M. Gissequist)在采访中表示,应用各类指数指标开展的治理评价除了在学术分析和研究中被使用之外,还具有多重实践意义。它们可能会影响外国援助的资源分配和投资者的看法,公民和民间团体也可以用此来考量和评估本国的治理状况。
一些国际组织和业内专家已经意识到了全球指标排名的局限性,并付诸行动加以改进。马利托告诉记者,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内,联合国正在推动科学界为提供更好的治理概念和评价方法而努力。不过,全球共同认可的治理概念是很难形成的,并且,治理领域的某些国际主张也日益受到质疑。负责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包括提高统计部门的包容性、提升国家和地方机构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价框架中的参与度等。尽管如此,衡量像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十六项(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和包容社会)这样富有雄心的发展目标仍难免受到争议,因为一些关于良好治理的规范性假设常常无法在现有评价下展现对于良好治理的共识。这些假设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式理想治理类型的支配性观点,并由此产生了特定的治理偏好和治理方法。提升治理指标的合法性和可信度,需要更多的知识与政策创新,而不仅仅是在现有框架内调整所有权或参与度。
与此同时,对排名的定位或许本身就有待重新考量。埃斯波西托和斯塔克在文章中称,评级所处理的问题并不是观察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相反,评级和排名真正面临的挑战是,观察这一行为本身也必须接受观察。评级和排名通常被理解为能揭示所观察对象特征信息的工具,因此被人们用以支持选择和决策。然而,各种评级和排名经常被批评者认为其所提供的信息是片面或不完整的。所以,需要改变大众对排名的认识。人们应该认识到,评级和排名的益处首先来自以下原因:它们能向人们传达他人对观察对象了解到的信息,如哪家餐厅的口碑最佳,哪所大学被认为是最好的。事实上,这类“二手信息”往往是人们做决定时需要参考的,如人们希望知道哪所大学能为自己提供更好的就业前景。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世界本身仍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但评级和排名提供的信息能够引导人们做决定并合理化自己的选择。
对指标排名的反思还涉及全球化时代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对立统一问题。捷克共和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布拉芙卡·奥尔沙科娃(Doubravka )告诉记者,全球指标排名和各类榜单要囊括更多角度,必须保证足够的灵活性,并坚实地提供一个能反映全球趋势的完整景象。但全球视角不意味着对国家力量的忽视。在她看来,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家认同。因此,尽管越来越多的视线开始聚焦全球性的议题,国家的权威依然应当得到保障以保持自身的非同质性,地方历史、国家语言就是表现这种独特性的两个例子。
谈及对未来的展望,马利托在采访中提到,为了释放全球指标排名的潜力,我们要超越技术范畴,将全球指标排名视作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一部分。人们已经对现有的治理评价在整体可接受性、合法性和实际可行性等方面表达了担忧,在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评估上尤甚。这是因为全球南北方在治理指标的生产与应用上有差距,现有的大多数治理指标都来自北美或欧洲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界限损害了指标的可接受性,因为其合法性不仅取决于评价的技术质量,也取决于作为前提支撑评价的规范性假设和判断的质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在制定标准时的权力不公和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想要弄清谁掌握了制定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的权力,就必须先了解究竟是谁创立、生产和资助了现有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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