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酒、中国文人与酒的关系，具体到陶渊明及其所处的时代，尤其显得特殊和富有意味。在萧统看来，陶渊明饮酒、写酒本意并不在于酒，而是“寄酒为迹”，通过酒来显示自己孤高不群和独立卓绝的人格追求。

　　陶然自乐 物我两忘

　　陶渊明好酒好饮，这在他的诗文中有丰富的描写。耕耘、收获、花竹掩映、琴酒自娱，是陶渊明所期待的田园生活的全部内容。“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停云》其二），“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其四），这样的生活干净、简淡、朴素，却又饶有情致和兴味。

　　辞去彭泽县令，陶渊明回到庐山脚下的乡村，因为摆脱了名利得失的袭扰，他在自得自在中体味到了酒境界的独特美妙：“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酒在此时此刻，创造出的是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人生的各种牵累都已远去，我亦忘、物亦忘，由此获得一种与宇宙相融相会、合而为一的玄妙体验，进入到“大适融然”（《晋书·隐逸传》）、忘物忘我的境界。

　　陶渊明的酒中乐趣，往往是深刻感知、体悟大自然，与纯朴的乡亲们相处相融，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的。“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这就使得陶之酒有了自然和人文的宽厚背景，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深度和广度：“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其二）平湖涨满了春水，漱濯之后神情快爽。远观风景，赏心悦目。人生但求称心，称心就容易满足。饮尽一杯美酒，让人陶然自乐。

　　“陶然”之“陶”在这里竟与陶渊明之姓“陶”相合为一，难以分辨。“陶然自乐”也因此成了表达发自内心的喜悦酣适、自得其乐的最好形容。由此，我们还会想起“陶醉”一词，除了酣畅地饮酒而醉、沉醉于某种事物或境界，“陶醉”的另一层意思，也该是说陶渊明醉酒或如陶渊明一样沉醉吧。

　　需要说明的是，陶渊明物我两忘之境界、返归自然之素心的获得，并不是单纯依靠酒精的兴奋和麻醉，而是由于醉之境界与艺术审美之境界相类似：超越利害，物我两忘，进入一种不受任何主客观因素干扰的虚静状态。更重要的是，陶渊明一生清醒理性，作为一个思想超前的诗人，他对于自然、历史、人生、社会的思考持续了一生，从未停止。酒或醉不过是使其持续的思考更加凸显和鲜明起来罢了。澄明的醉之境与澄明的人生之境一样，都是从容穿越了暗夜之后获得的。说到底，醉境既是一种淳朴自然之境，更是一种充分自由之境。在醉境中，饮者可以完全摆脱并消除社会生活特别是官场中“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的分裂和痛苦，心灵是极度开放和自由的，与审美的虚静状态类似：心物融通，天人合一。

　　陶之酒自然真诚、适性适情，能在酒中发掘并享受种种幽情雅意：“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宋书·隐逸传》）“无弦”，自然也就无音，但无音才可能是大音，陶渊明追求的正是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

　　袁行霈认为，酒是陶渊明“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也是他心灵的归宿和温暖，所以无论是饮是醉，给人的感觉都亲切得多，适意得多，也平和自然得多。陶之酒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陶渊明并不在乎饮酒的对象，也不在乎饮酒的环境，他所珍视的是酒带给他的深味、真趣、真境。他要品赏，他要体味。于是，也就有了那些常人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举动。“真意”既得，陶渊明心无挂碍，一片忘机的天真悠然而降。陶渊明的酒境界完全是一个圆满自足的世界，他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主人。

　　诗酒相亲 世事挂心

　　清人毛先舒说：“靖节好饮，不妨其高。”（《诗辩坻》卷二）陶渊明好饮也善饮，但决不昏酣逃世，隐没醉乡，“既醉而退，曾不吝去留”（《五柳先生传》），“放欢一遇，既醉还休”（《酬丁柴桑》）。陶渊明知道止节，是宋代哲学家程颐赞许的饮者中的典范：“饮酒不可使醉。不及乱者，不独不可乱志，只血气亦不可使乱，但使浃恰而已可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浃恰”，即和谐融洽。因为“浃恰”，所以能真正享受酒中真趣。饮或醉丝毫不妨碍他对真理的探求、对世事的挂记关心，“人生归有道，衣食故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的生存法则以及“桃花源”社会理想的提出，就是一个明证。这是陶渊明饮酒的高尚之处，也是他和追捧他的后世酒徒如王绩、白居易等人的本质区别。

　　王绩由隋入唐，仕途失意，其酒狂野恣肆，许多时候是为酒而酒，为饮而饮，恨不得与酒瓮为伴，抱着酒瓮入眠。“春来日渐长，醉客喜年光。稍觉池亭好，偏宜酒瓮香”（《初春》），“昨夜瓶始尽，今朝瓮即开。梦中占梦罢，还向酒家来”（《题酒店壁》），“年光恰恰来，满瓮营春酒”（《春日》）。王绩的注意力更多地在酒本身，自我麻痹，昏酣逃世，因此少了陶之酒的淳厚和韵味、深情和清醒。

　　白居易自称“异世陶元亮”，在陶渊明故乡江州司马的任上所作《咏怀》一诗，已经打消了前期与黑暗势力战斗的决心。“面上减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妻儿不问唯耽酒，冠盖皆慵只抱琴”，这一转变，影响了白居易的后半生。他认为，自己才行虽远不及古人，但在富贵、长寿、饱暖等方面已强于古代许多人，于是余下的事情就只剩饮酒了。“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醉吟先生传》）所以在67岁时，他自号“醉吟先生”，决意唯与酒为伍。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但陶渊明不是为了酒而写酒。陶之酒，上承魏晋之风但又和魏晋有明显的不同。如“竹林七贤”的酒，刻意狂饮，放浪形骸，多数时候是喝给别人看的。阮籍的酒更是酒中有血：其母丧，“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骨瘠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晋书·阮籍传》）。阮籍的80余首咏怀诗中，有两处出现了“酒”字：“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却未触及酒的本质。

　　王瑶认为，在阮籍那里，酒只和他的生活发生了联系，“酒是酒，诗自是诗；诗中并没有关于饮酒的境界和趣味底描写”（《中古文人生活》）。唐人李中说：“犹怜陶靖节，诗酒每相亲。”（《春日抒怀寄朐山孙明府》）陶渊明使酒和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紧密的、重要的联系，饮酒的境界是可以用诗表现出来的，而且成为后世文人不断模拟的范本。陶之酒，既与时代风气有密切的关系，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文人与酒的关系，至陶渊明已完全融为一体了，被代代传承，发扬光大，如李白、苏轼、元好问以及元散曲的诸多作家。

　　读陶诗，要知陶酒；饮陶酒，要懂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