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科研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普及。研究人员通过跨越国界、学科、研究机构开展工作，获得了更好的研究成果。科研合作帮助研究人员获得资源、设备和知识等方面的补充，从根本上提高了科研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围绕科研合作有哪些益处、如何进一步深化科研合作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国际合作打开新视野

　　美国心理实验学家唐纳德·T. 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在1969年提出有关科研合作益处的科学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发现，当不同知识领域的专家在一个合作项目上表现出共同的兴趣时，科研成果效益可以达到最大。也就是说，各自专业领域的知识叠加，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解决特定问题。美国普渡大学临床心理学学者乔尔·G. 斯普兰格尔（Joel G. Sprunger）认为，随着世界越来越复杂，研究人员更愿意将他们的资源集中在一起。学术合作有利于知识传播。对于学者而言，与其他学者的合作，可以拓宽自己的研究广度、提高研究成果影响力、吸引更多研究资金，还能够扩大交际圈、学习新技能、获得新的研究视角。

　　国际合作有助于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国际学界受益。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官网此前发文表示，早期研究人员更愿意与他们身边熟悉的同行合作。但后来，研究人员更希望与自己知识互补的国际研究人才合作。在社会科学领域，跨文化研究有利于人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更深入、更彻底地分析问题。据相关研究统计，到2014年国际间科学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占全球论文总数的86%。通过研究《自然》和《科学》等杂志刊发的论文发现，已发表论文的作者数量与其影响因子间存在正相关。科研人员间的跨国合作促进知识自由流动，提高了科研水平。此外，跨国合作还能帮助研究人员获得当地不具备的材料和设备。跨国合作更容易获得研究资金，这对低收入国家的科研人员而言特别重要。例如，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从2014年起，为应对欧洲社会各种挑战提供了近800亿欧元的研究资金，其中国际合作项目是优先资助项目。

　　激发协同效应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官网于9月4日发表《网络效应对研究合作至关重要》一文提到，研究人员之间关系越紧密，合作的可能性越大。激励研究人员跨界合作更有利于促进知识生产和经济增长。比利时国家银行经济学家丹尼斯·艾瑟斯（Dennis Essers）在文中提出，通过集中思想、技能、时间和资金，能够激发科研人员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经验表明，科研合作、科研人员与科研成果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为更好地了解科研合作过程及合作者的网络结构等问题，艾瑟斯等人分析了1990—2017年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工作论文样本。结果发现，与论文发表速度相比，撰写论文的作者数量增加更快。这表明，近年来共同合作发表论文已成为趋势，且每篇论文的作者数量越多，论文被引用次数也越多。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的作者日益多样化，女性学者和非美国、非欧洲背景的学者刊发论文数量在不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的主题不再仅关注经济学、金融学和公共经济学，还增加了对非传统话题的关注，如气候变化和性别问题。

　　艾瑟斯认为，所有学科领域都存在由学者组成的多个网络集群，大多数人愿意在这个网络集群中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在这个网络集群中会衍生出“明星”学者，即核心学者，是不同网络集群的连接器。此外，多产的作者和参与多个网络集群的研究人员更愿意同其他学者开展合作。

　　建立综合性评价标准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发展研究专业高级讲师琳达·巴托洛梅（Linda Bartolomei）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科研合作已不局限于不同国家间的相同学科领域中，不同学科领域的跨国合作也在不断增多。过去工程研究领域学者很少与人文社科领域学者合作，但现在两者结合创造出的科研成果和产品增多，且更具人性化，更符合人类道德需求。虽然学术界对国际科研合作价值已经达成广泛共识，但国际合作研究成果价值评估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巴托洛梅建议，建立一种更加综合性的评估标准，涵盖内容应包括评价过程是否将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国际化的解读，合作过程中数据收集和分析是否具有公开、透明特征，以及最终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可复制性特点等。

　　巴托洛梅提到，推动国际科研合作应该以国家公共资金投入为主，科研机构应更加关注国际合作为人类带来的社会效益，增强公众对科研的信心。同时，激发本国学者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深度与广度，提升本国研究的竞争力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学术声誉。

　　国际科研合作是复杂的，受目标、激励因素、可用数据范围、不同价值观念等多重因素影响。巴托洛梅认为，只有不断规范国际科研合作模式，形成标准化的评价体系，才能让国际合作走得更远，产生的科研成果才更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