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写给J. H. 沃斯的书信中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以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如果将黑格尔的此番表达理解为一种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初心，那么毫无疑问，他不辱使命地完成了让哲学说德语的话语创新，建立起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大厦，使历史上第一个学科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得以出现，而其大厦的基座与框架便是其以绝对精神为轴心形成的逻辑话语。因此，当黑格尔完成“教给哲学说德语”时，德语不再是语词学、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形式，而是具有学术性质的话语结构与学科意义上的话语体系，充分彰显着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与民族性格特征。于此，黑格尔以完整的逻辑形式为哲学学术研究建起令人仰慕的高塔，为哲学学科构筑起话语体系的巅峰。

　　黑格尔的哲学高原盛气凌人，一时间使哲学研究得以被思辨体系的完备性所终结。但马克思看到了这一高原的根基问题，即其脱离社会现实与实践的无根性。在对黑格尔体系实现“头足正置”的过程中，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现了对黑格尔体系的彻底颠覆与革命、断裂与超越，达成在高原上再建高峰的伟业，完成对黑格尔的伟大位移。马克思不仅继续让哲学说德语，而且用德语“消灭哲学”。这绝非在本体论意义上要求哲学研究消失，而是在方法论意义上要求思辨性、体系性、阶级性的哲学话语发生转向，即要求哲学实现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立足于社会实践与全人类发展的视野，展开有利于打破旧制度、建立新世界的反思与批判。因此，马克思突破黑格尔建立的德语传统，但依然用德语建构起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此意义上，在德语内部实现的是学术思想性的创新、哲学学科范式的转换，以话语体系的力量展现出思维范式的根本位移。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程中，基本可分为两个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果前者是行军的目标与道路，那么后者便是粮草与路标。我们将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回溯与追思中，结合时代问题开辟出鲜活的话语概念、范畴逻辑。其研究可以立足于本国现实问题、地域性文化特征、民族性历史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所丰富和拓展。如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与问题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当下被国外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以数字资本、平台资本、认知资本、空间资本等新话语概括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充分表征了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生活时代的不同，并由此产生了反思与拷问。且不论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上是否有失偏颇，但其对资本形态、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敏锐捕捉与理论拿捏，充分体现了时代与问题意识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道：“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在资本主义批判的问题上进行理论话语创新，才能进一步为中国方案立言著说，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概念范畴、话语体系表达的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反思与批判，围绕问题展开的话语建构是理论逻辑大厦的根本，而话语体系的清晰与完善反过来对问题的澄清与解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国现代化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但个别问题依然存在。西方模式下的现代化问题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着前车之鉴，尤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当中反映出的问题更需要为我所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弊端的理论批判呈现点位式、微观化、多元性的特征，包括生命政治、空间政治、身体革命、技术异化、消费异化、性格压抑、符号文化等问题揭批。与此同时，上述这些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问题域。

　　国外马克思主义未有直接地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或归纳，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历程本身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与批判性反思中，我们发现一条基本的引线，就是围绕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的思想演变逻辑进行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问题思考与理论探索。将之作为基本的轴心，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批判，形成问题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其所揭示和呈现的诸多问题加以归纳总结，使其能够在诸如后现代、新马克思学、批判理论等主题线索上清楚呈现。当国外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的理论内容、思想观点、话语形式以问题—主题—专题的方式进行思想史的梳理与总结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谱、思想经纬被绘就，助推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维范式从“属性论范式”转向“思想史范式”“问题式范式”的过程中，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中心逻辑，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线更加明确，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真理光辉愈加闪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同时，我们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充分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要求，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主动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困局；比较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内涵差异、范式特色；广泛吸收借鉴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积极回应中国问题、中国实际；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念解读、话语建设、国际对话；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总而言之，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意义与当代路向。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东北师范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