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个别论断可能会不准确、不清晰，甚至存在误解马克思的现象，但是，我们应该在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积极意义的同时，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克服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2019年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关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家及地区的左翼思想热点，另一方面始终着眼于中国现实及全球资本主义最新情势，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意味的理论观点和思想经验。以下便按照上述两个层面，对2019年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做一番回顾。

　　走向宏观研判的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

　　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如何看待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问题，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对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具体议题所产生的论争关注，有21世纪英美学界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理解的“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论，即马克思是否持有非西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发展的观点；英美等国马克思主义学界围绕马克思的正义观的系列争论，如对伍德命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的捍卫与批判；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与历史之争；激进左翼对政治本体论的新解及其民主策略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正义问题；等等。针对这些争论，国内学者不仅做出详细的梳理，还结合对马克思文本的分析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其中，本年度国内学者对激进左翼由阐述到多数批判的转向值得关注。此外，英美国家的《资本论》研究现状与趋势，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问题，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问题的深入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论，等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与批判性分析。可以说，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开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域、新问题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与借鉴。

　　本年度国内学界对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两个层次上展开，一是重新反思阿尔都塞的理论事业及其遗产，二是深入把握后阿尔都塞时代法国左翼理论的主流动向。在第一个层次上，国内不少学者均依托新近问世的一二手材料和相关中译本（主要包括《政治与历史》和《论再生产》），就阿尔都塞与同时代哲学的复杂关系、阿尔都塞之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的斯宾诺莎要素与马基雅维利要素，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思想与情势思想间的内在张力等重要问题作了不同程度的说明与剖析。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出，在全新且复杂的当前现实情境下，近半个世纪以来看似逐渐淡出左翼理论舞台中心的阿尔都塞思想，依旧凭着其精准有力的理论分析，对诊断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关结果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第二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视为对上述工作的一定程度上的拓展。以巴迪欧、朗西埃等“前阿尔都塞派”思想家为主要焦点，许多学者一方面继续紧追当前法国左翼知识界的最新动态，致力于由此勾勒出后阿尔都塞时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复杂理论版图，并在此过程中彰显梅洛-庞蒂、福柯、德勒兹等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对话的知识分子在辩证法、社会权力与政治斗争等问题之思考上的启示性。另一方面则以他者为镜，通过审视当下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之复杂情势的分析与反思，从中挖掘出空间治理、注重民主与革命等可批判性吸收的资源。

　　在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学派的发展问题是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国内学界的整体研究趋势开始从单个人物研究拓展到对议题本身的探究与对学派整体的宏观研判。本年度国内学界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从议题方面来看，主要分析了阿多诺生存论的存在论批判，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程序主义民主理论，弗斯特的跨国正义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现象，等等。其中，由霍耐特的高足哈尔特穆特·罗萨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加速问题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从整体的研判角度来看，有对批判理论发展的方法论、理论旨趣以及发展路径的研判，例如批判理论与内在批判方法的关系问题，批判理论中的本真性研究路径，辩护的正义是否能作为批判理论新的规范性基础，等等。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尤其是霍耐特于2018年卸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批判理论应何去何从的问题。除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持续高度关注，本年度也有一些学者或尝试利用其他思想资源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思想，如借助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重解异化现象；或挖掘其他理论家对马克思的不同解读，如挖掘德国的“马克思新阅读”运动在重解《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国家理论方面的贡献。

　　反思苏联模式　加强研究的整体性

　　在俄罗斯及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由于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独特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内学者的考察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俄罗斯及东欧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苏联模式的讨论与反思，二是他们对本国及地区当下诸多特定社会问题的理论剖析，三是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局势的批判与相应构想的替代性方案。在第一个方面，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之所以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反思提供了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革命原则与革命战略之动态关系，以及后革命阶段社会建设等紧要问题的契机。在第二个方面，通过考察俄罗斯及东欧学者对所在地区的工人阶级分化、工会式微、移民困境等现实问题的讨论，国内研究者试图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对后苏联时代的该地区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并由此更具体有效地洞悉资本主义系统的运作机制。这一总体上的立意也体现在第三个方面的观察中，对于国内学者来说，从俄罗斯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全球资本主义之批判和替代方案之寻求中，可以归纳出在21世纪构想及推进社会主义模式的切实路径，尤其是能够强化对于如何以异质于新自由主义之方式落实社会性自由的思考。

　　反思近几十年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整体状况、它的贡献与存在的问题，是本年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内诸多学者着墨颇多的重要部分。复旦大学陈学明、南京大学张亮和中国人民大学罗骞等几位教授都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陈学明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产生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从21世纪初至现在。在这三个阶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别作出了以下贡献：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僵化的理解，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一定的批判性武器；苏东剧变后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提供了一定动力，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了借鉴；为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资源。此外，罗骞教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哲学学科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论域的转变、后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形成、批判性哲学思维方式的塑造以及提供新兴哲学论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同时指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个别论断可能会不准确、不清晰，甚至存在误解马克思的现象，但是，我们应该在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积极意义的同时，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克服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批判数字资本主义　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

　　本年度国内学界在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成果之基础上作出的第二大理论推进，乃是对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反思。南京大学蓝江、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和清华大学夏莹等青年学者在此方面的工作具有代表性。概括而言，在上述学者看来，倘若由福柯所创制、阿甘本等人所推进的围绕生命政治问题展开的批判工作要在当下社会的特定情势中真正发挥效力，一个必要的步骤是要认清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形态的重要变化，尤其是由此种形态所规制的生活方式作用于社会个体的具体机制。正是在此框架内，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身体规训、交往异化、空间治理、节奏加速等重要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经由与海外学界相关领域的重要学者如斯蒂格勒等人直接或间接的共议乃至交锋，国内研究者在上述问题上的思考也不断地得到细化与深化，由之而来的，便是对于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之主导性意识形态更应当被把握为科技意识形态还是数字资本与数据资本之关联和差异，以及如何有效地与数字资本主义形态展开多层次的主导权斗争等开放性问题的持续回应与辨析。总而言之，以资本主义的数字化形态为聚焦，国内学者不仅积极介入到对资本主义系统的讨论和批判之中，而且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切把握方面，提供了审视视角和认知工具。

　　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资本主义之批判及替代性方案之构想为参考，国内学者也纷纷立足于中国现实，在党的十九大所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就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之重要环节的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话题作出了富有价值的讨论。不少学者共同指出，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根基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的。换句话说，在马克思就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之转变，以及相应的历史及文明之转变而作出的精准论述中，根本上彰显的也就是以扬弃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为手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社会发展路线。另一方面，在对资本主义之现实批判与现实反抗在西方世界普遍遭遇重重阻力的当下时代，拥有诸多成功经验的中国方案显然能够在走出全球现代性困境、矫正现有文明缺陷、开创新文明类型等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课题上，提供不可或缺的视角和资源。从国内学者在上述论题上持有基本一致的总立场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导向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以对构建新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极富价值的中国经验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无疑是当下及未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路线和现实使命。

　　综观2019年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发现，如何在深切把握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动态之基础上，扎根于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开展一种以全人类福祉为指向的切实有效的资本主义批判，依旧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任务。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