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时代精神的鲜明体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是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屏障。一个民族想矗立于科学的最高峰，就须臾不能离开理论思维；一个国家要想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不能没有一套独立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充分表明，“中国奇迹”的诸多成功事实尽管早已胜于雄辩，但我们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远没有转化为相应的话语优势，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依然囿于“失语就要挨骂”的困境之中。新时代下，不断摆脱“话语贫困”，提升话语的“能见度”，关键在于要深刻把握话语生成、话语表达与话语共振的内在机理，善于凝练标识性概念，精心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进而最终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涅槃重塑。
话语生成：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善于在话语生成层面上处理好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的关系。话语生成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起点和基石，其生成机制的作用效果直接关系到话语体系自身的逻辑性与严密性。毋庸置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借鉴和吸收国外思想文化理论，并深深根植于无限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但有人便据此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生成应当只诉诸建设性话语，而应将批判性话语一律排斥在外；甚至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批判性话语在革命战争年代固然锻造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在当下和平发展时期却陷入到自我放逐和日益边缘化的茫然之中，毫无用武之地。事实上，这种观点人为割裂了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之间的有机联系，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基于科学批判精神的话语生成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这种批判精神，并不是对现存简单消极的否定，而是更加体现了如何在不断突破现存中走向未来，本质上是对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旗帜的高擎。对于马克思的这种内生建设的批判性话语生成方式，列宁曾这样描述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正是借助于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的高度集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既是一段充满论战与交锋的批判史，也是一段以“术语革命”引导的话语生成史。由此看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绝不是简单地将马学、中学、西学相关话语像摆积木一样选择性拼凑起来，这种思想的混同杂糅与理论的移花接木非但不能建构起崭新的话语体系，而只会造成话语之间的“对冲效应”与整个话语体系的不自洽、不稳定。正如同德国官房学派的历史宿命一样，在马克思看来，那只不过是“各种知识的杂拌”“无关材料的混合物”。因此，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要以“术语革命”为先导，在借鉴共有话语中为我所用，在改造外来话语中赋予新内涵，在发展原有话语中丰富其内容，在创建崭新话语中揭示新规律，真正在批判性话语与建设性话语的“创造性转化”中充分彰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新见解”。
话语表达：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善于在话语表达层面上处理好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的关系。话语表达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节点和窗口，其表达方式的实际效果直接关系到话语体系自身的说服力与凝聚力。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特殊历史情境之中，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也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特殊历史情境孕育着机遇与挑战、合作与斗争，也赋予了当代中国多重历史使命和人格化扮演，进而更迫切需求话语表达层面上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的灵活切换和互为映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同时，他也洞察到，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从本质上来讲，民族性话语蕴含着民族自立的战略清醒，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人类性话语则更多聚焦全球共同性问题，奉行的是命运共同体原则，贡献着现代化逻辑的智慧方案。在当前特殊历史情境下，两种话语兼则相得益彰，偏则各不得其所。如果一方一味抽象孤立地使用民族性话语，将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无谓地增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整合成本，甚至导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上被不同程度地标签化；同理，如果另一方也极端抽象无限地使用人类性话语，同样会模糊和弱化话语体系所担负特定阶级的共同意志，堕入西方资产阶级那种用虚幻性人类话语粉饰真实性的思想旧巢，甚至可能在与西方对打“普世价值”牌的竞赛中最终丧失自身应有的政治本色和理论优势。事实上，如何使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在“组合配置”中实现最佳状态，马克思曾为我们提供过一个可供参照的范例。鉴于当时法国人的思维特点与蒲鲁东主义者众多的客观情况，马克思创造性地改写出《资本论》法文版，在维持理论内核稳态的前提下，减弱文字论述的战斗性，将名词术语进一步通俗化，有效地推动了《资本论》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因此，构建适应“两个时代”叠加交织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既要牢固恪守民族性话语的文化底色，同时又要兼顾人类性话语转化的灵活机动，让民族性话语更加明确人类性话语所蕴含的初心和方向，让人类性话语更好地成为传递和阐述民族性话语的平台和媒介，真正在话语表达方式上把格局、战略与人物、故事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在民族性话语与人类性话语的情理交融中生动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话语共振：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善于在话语共振层面上处理好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的关系。话语共振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外在场域，其话语共振的叠加效果直接关系到话语体系自身的现实价值与指导作用。不言而喻，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向来是一道难解之题，人们的认识往往也是在曲折中不断向前推进。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来说，其本质上是一种学术性话语，应当与政治性话语保持着一定的张力，不能简单地混淆或等同。但从更高的政治站位上来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也从来不是凭空产生、坐而论道的，而恰好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在论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时，习近平总书记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也就点明了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之间的逻辑关联，政治性话语规定着学术性话语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学术性话语则扮演着政治性话语不可或缺的承载者角色；在政治性话语统领好学术性话语的同时，学术性话语也要更好服务于政治性话语。因此，构建符合“用学术讲政治”原则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实现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的同频共振、良性互动便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尽力避免将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割裂开来，各自陷入“自说自话”的闭路循环。事实证明，一旦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完全脱离，再强大的理论能量也不能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力量；而政治性话语如果缺乏学术性话语的阐释与支撑，其科学性便会受到削弱，对于自身简单粗暴的复制和推广，往往更会成为滋生“低级红”现象的土壤与泛滥形式主义的温床。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让错误的学术性话语成为正确政治性话语的解读和注释。一样的政治性话语，同样可以被不同的学术性话语注入迥然不同的理论元素。同样是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有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西方供给学派理论之分；抑或是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理论与公共产品理论之别。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相去甚远的学术性话语解读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是在学术性话语俘获下政治性话语的基因突变与改弦易张。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