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斯图尔特·霍尔基金会、伦敦玛丽女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等机构联合举办的“特朗普时代的权威与民粹主义”学术活动在伦敦举行。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政治学荣休教授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发表了主题演讲，分享了他对美国民粹主义崛起以及美国宏观层面政治状况的见解。在单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沃尔泽的演讲再次引发了学界对美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关注和反思。

　　美国民粹主义思潮由来已久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历史学教授史蒂芬·吉伦（Steven M. Gillon）认为，在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一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但是也蛊惑了民心，强化了恐惧，侵犯了国家和个人权利。吉伦表示，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几乎同共和政体一样古老。19世纪末，美国农民对财富阶层的反抗扩大了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并形成了一种政治语言和风格。在农民的反抗高潮过后，这种政治语言和风格仍持续了很长时间。

　　在吉伦看来，民粹主义者对解决他们不满的最佳策略意见不一，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即把“人民”浪漫化，相信所有的美国人都支持同样的议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他们认为，政府未能遵循人民的意愿，是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介入并腐蚀了政府机构。

　　为了解释一个小群体如何获得如此大的权力，民粹主义者常常求助于阴谋论。许多蛊惑人心的政客为了不那么高尚的目标，采用了鼓吹阴谋论这种政治手段。吉伦认为，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被证明是20世纪最危险的民粹主义煽动家。在二战后美国的所谓“红色恐慌”中，麦卡锡吹嘘他有证据证明共产主义间谍已经渗透进了联邦政府。他利用了美国对其新的全球地位的不适应，以及对“异端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不安。到1950年，麦卡锡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是当时美国最可怕的人。此外，20世纪60年代参与竞选美国总统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也采用了麦卡锡的大部分语言和策略。华莱士的反建制民粹主义吸引了许多北方民主党人，其主张是公然的种族主义和反智主义。

　　民粹主义成因复杂

　　从全球视角来看，沃尔泽认为，民粹主义崛起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社会民主党派或传统（政党）已经抛弃了社会民主政治。而新政党则放弃了制定新政策的努力”。他提出，美国工会主义的衰落是宏观层面政治发展趋势的一种表征。历届美国政府都“选择了（经济）增长而不是正义，声称增长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在沃尔泽看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创建了一个新的工人社会群体，他们十分脆弱。“过去大多数人都有工作，但在后工业时代和后工会时代，他们是兼职的，没有安全感，薪水低，没有保障。在他看来，这导致了愤怒和怨恨，以及被抛弃的感觉，而当民粹主义政客将这种情况归咎于所谓的精英时，这种感觉就使他们产生了共鸣。

　　沃尔泽强调，民粹主义崛起的问题存在复杂性。他表示，美国许多政治家本身并不是右翼人士，尤其是在社会问题上，他们支持种族、性取向和性别平等。然而，在他看来，问题在于广泛的不平等和剥削的存在。“美国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资本主义可以接纳黑人和妇女，但仍然是资本主义，歧视减少并不意味着剥削减少。”他说，“资本主义通常被视为天生具有家长制和种族主义的基因，它的逻辑是允许少数群体被剥削。”

　　吉伦认为，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利凸显出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在21世纪仍像在19世纪一样强大。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胜利源于白人工人阶级压抑已久的愤怒。他们认为，传统的政治家未能对白人工人阶级合理的经济诉求做出回应。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利用了生活在衰落的工业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许多白人选民的恐惧。他们担心，社会文化变化和新移民的涌入正在侵蚀旧的规范，进而威胁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作为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上任后没有表现出放弃民粹主义姿态的迹象。他的言辞和历史上民粹主义者充满激情、愤怒和不满情绪的言辞一样。这种言辞过分简化了问题，妖魔化了对手。19世纪90年代，农民们所面临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就像今天的许多美国人面临的全球化、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大量的移民一样，这些时代变化令他们深感困惑。

　　在吉伦看来，迄今为止，特朗普并没有利用民粹主义来鼓舞和激励人们成为一场超越自身运动的一部分，而是利用民粹主义来妖魔化对手，操纵公众的恐惧感。他还用民粹主义来鼓吹一些政策，比如大规模减税政策，而这些政策对他声称自己所代表的“被遗忘的”美国人几乎毫无益处。

　　全球化时代需要平等与包容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普利策奖得主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称，民粹主义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术语，既适用于世界上的极左政治运动，也适用于极右政治运动。他发现，《牛津民粹主义手册》将民粹主义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反映了普通民众反对躲在幕后进行操纵的精英们的意愿。他补充说，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总是注重通过讲述所谓“人民的故事”来创造一个共同的政治身份。

　　史密斯说，后殖民、后冷战、全球化的世界产生了“关于民族性的不和谐音”。随着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不同的故事”，其结果是推动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现代民粹主义的发展。这也就是史密斯所说的“病态民粹主义”。这种思潮的涌现为这种“关于民族性的不和谐音”提供了一条出路。

　　史密斯强调，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需要用另一种平等和包容的叙事方式，在已经存在的现实中做到求同存异。他试图提供一种思路，以一个更开放、更多元化的政治话语体系取代“病态的民粹主义”。史密斯提出，当前美国执政者的政策排斥人民和他们的故事。平等和包容的精神曾经为美国构建了多元化的社区、文化和生活方式，但特朗普对美国的愿景几乎没有为平等和包容的精神留下多少空间。对此，史密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说：“我们需要一种‘生存和互助生存’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共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