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后，坊肆刻书发展兴盛，图文相配的域外图志类书籍大量刊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蠃虫录》。该书介绍“四方化外之夷”人物形象和风俗道里，现存单行本有东京尊经阁文库藏万历二十一年（1593）胡文焕刻《蠃虫录》四卷、东京御茶水图书馆成篑堂文库嘉靖二十九年（1550）静德书堂刊《新编京本蠃虫录》上下二册。晚明建阳地区刊刻的通俗日用类书中，也有一门类名为《诸夷门》，其开篇为《蠃虫录序》。上栏题为《山海异物》，收录《山海经》各类异禽神兽；下栏题为《京本蠃虫录》《新刻蠃虫录》，其篇目因版本不同而不同，收录有图的少则130国、多则161国，另附有目无文的31国。

　　日本学者三浦国雄和美籍学者何予明曾以《诸夷门》为重点，专文分析了明人的域外观。然而《蠃虫录》作者系何人，史源何处，流传怎样，学界长期语焉不详。考察其图文内容，辨析与其他书的联系，对探讨明代域外图志类书籍的编纂不无裨益。

　　元末明初周致中所著

　　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浙江范懋柱天一阁本《异域志》一卷，篇首有胡惟庸序，云《蠃虫录》为元枢密院知院周致中所编。南京图书馆藏正德二年（1507）梅纯编《艺海汇函》，亦收有白棉纸抄本《异域志》一卷，有胡惟庸序引周致中曰：“昔在元历仕十九载，使外番者六，其四夷人物风俗靡所不知，乃作《蠃虫录》。”乾隆间《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记，《异域志》原名《蠃虫录》，其作因“致中使外番者六，熟知四夷人物风俗”。

　　《四库提要》考周致中于吴三年（1366）呈交胡惟庸，认为此书为“国初之故物”。南京图书馆藏《异域志》抄本由静明子（朱楹）于壬午年（1402）作序，言《蠃虫录》原出自青宫（太子东宫），后由其兄再编并更名。嘉靖间《古今书刻》、万历间《藩献记》《国朝献征录》、崇祯间《续书史会要》等皆载，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著有《异域志》。由此可判断，《蠃虫录》成书于元明之交，最初由周致中所著，后经重编作《异域志》。

　　前代地理外纪史籍杂糅

　　关于《蠃虫录》的史源，据《异域志》《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记载，因周致中曾六次出使外番，对四夷人物和风俗颇为熟悉，遂作此书“以壮其为使之意”。史书并无记载周致中曾奉使何处，因而无法将其经历与《蠃虫录》内容进行考辨。但细读该书可知，其主要来源是唐宋以前地理类和外纪类文献的撮述。其一是历代官修史书。如“高丽国”条，其中“武王封箕子于其国”“刑无残酷”“王居开州，号开成府”等直接取材于《宋史·高丽传》；“喜饮酒歌舞……淫盗”出自《后汉书·东夷传》。“日本国”条，其题取自《新唐书》，但叙文多照搬自《旧唐书·日本传》，特别是沿用唐时称呼“高丽”，述其位于“新罗国东南大海中”。又如“滑国”和“扶桑国”，其介绍分别出自《梁书》和《南史》。

　　其二是别史志书和志怪笔记。如《山海经·海外南经》“贯匈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蠃虫录》引作“穿胸国”，并补充道：“其人胸有窍，尊者欲行，以棍穿胸窍，令卑者扛之。” 他如“小人国”“聂耳国”“交胫国”“长臂国”“长脚国”“羽民国”“不死国”“一臂国”等，亦直接取材于《山海经》。此外，“蝦夷国”出自《唐会要》，“大汉国”“诃陵国”“吐火罗”出自《通典》；“天竺国”“昆仑层期国”“沙华公国”“大秦国”则见于赵汝适《诸藩志》、周去非《岭外代答》。

　　除了摭拾前代某书，《蠃虫录》也对史料加以编改。如“匈奴鞑靼”条，叙文以《酉阳杂俎》为基础，重新编排原文并分类，将匈奴分为“五种”。同时，将原文的文言表述加以通俗化处理，如将“胤”改为“遗种”，“发黄”改为“黄毛”，“髭髯俱黑”改为“黑发”。又如“长人国”条，载明州二人泛海，因浓雾大风而误入长人国，几乎被抓，逃走时“长人入海追之逐前执，知舟人用弩射之而退得脱”。实际上，此条系依洪迈《夷坚志》，其文谓“劲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断三指落船中，乃舍去”。

　　明代时事和域外知识补入

　　李鸿章在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序中批判异域见闻类书作皆有一弊，即“勇于考古，而怯于征今”。该看法颇有见地，但若以此评价《蠃虫录》则略显偏颇。事实上，随着该书不断翻刻再版，其在对前代记叙撰述和重编的同时，也加入了诸多明代时事，并随其再刊而补充新获域外知识。如“匈奴鞑靼”，该条目名称将汉时匈奴和明时鞑靼相连，其文在介绍匈奴后又接而转摘《元朝秘史》，以铁木真和忽必烈为匈奴之后，并称他们“僭号皇帝”“僭居中国称帝”。《元朝秘史》成书于13—14世纪初，本为畏兀儿体蒙古文所作，藏于元朝宫廷密室；至明洪武时，方以汉字“纽切其字，谐其声音”，存于《永乐大典》中。又如“大琉球国”条，言“国朝进贡不时，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学读书”。《明史·三佛齐传》载，大琉球自洪武初年起入贡，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首次遣子弟入太学。

　　此外，一些图绘也明显带有明中后期特征。如“日本国”，其文多引自《旧唐书》，但文末“沿海为寇生活，中国呼为倭寇”显然出自后世。“倭寇”初见于404年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其自14世纪始屡犯中国沿海，至嘉靖时最盛，之后逐渐减少。同为周致中所作《异域志》中“日本国”载，该国人“髡发为桑门，穿唐僧衣”。现存各版《蠃虫录》中，尊经阁文库藏《蠃虫录》和成篑堂文库藏《新编京本蠃虫录》“日本国”配图确为温文儒雅的学僧形象，而万历间《万用正宗不求人》《文林妙锦万宝全书》等日用类书中，图中人物则为裸身扛刀的武士样貌，似在呼应“沿海为寇”之语。可见，嘉靖年间倭患盛行改变了对日本人的原有认识，也影响了对其形象的塑造。

　　讹误诸多但流传甚广

　　《蠃虫录》史料多源，除部分为据前代某书征引外，更有著者自行整编，并在后世流传中不断添加新内容。细读图文可见，其中鲁鱼错讹之处也颇多。如尊经阁文库藏《蠃虫录》和成篑堂文库藏《新编京本蠃虫录》中，“扶桑国”图中皆有人取鹿奶的画面，母鹿旁卧有一小鹿。但在后世《蠃虫录》中，母鹿变成了有角的公鹿，旁边也没有小鹿。另有“三首国”载“在凿齿国东，其一人三身”，而“三身国”载“在夏后启北，其人一身而三首”。考其史源，此二条分别出自《山海经·海外南经》“三首国在其东，其为人一身三首”和《山海经·海外西经》“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蠃虫录》不加斟酌地将它们互换，足见其率尔操觚。此外，错字、脱字等误植亦屡见其篇。如“三伏驮国”据《岭外代答》抄撮，但其原作“交阯之南，有山曰播流”，《蠃虫录》讹作“插流”。《太平寰宇记》载 “婆登国”有“金钏”，而《蠃虫录》则讹为“金铅”。

　　明代诸多书籍前后抄袭，或采录旧书而成，特别是域外图志类书籍，更为明显。《蠃虫录》虽讹误颇多，但并不影响它成为明代流传最广的域外图志类书篇之一。除明初朱权据《蠃虫录》编《异域志》外，更有《异域图志》一书传世，现存孤本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此书收录图文并存171国，其中158国见于《蠃虫录》，叙文和配图也基本相同，很可能是同实异名。万历间《三才图会·人物篇》中异域人物图志部分与《蠃虫录》几近相似，二者联系也颇为紧密。入清后，《蠃虫录》之名渐渐式微，但清代日用类书中多有“外夷土产人民图”一篇，其名虽异，但内容实则还是《蠃虫录》的延续。而凭借《三才图会》，《蠃虫录》在域外持续产生影响。嘉庆年间，朝鲜人韩致奫编《海东绎史》，称箕子封于朝鲜，“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其源无疑是《蠃虫录》“高丽国”条：“中国之礼乐、诗书、医药、卜筮皆流于此，衙门官制悉体乎国，人[衣]冠随中国各朝制度。”

　　（本文系杭州市社科规划课题“晚明举业用书副文本所见经籍释读博弈研究”（2019JD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