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坚持党指挥枪，建设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强大人民军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必然，其形成和发展蕴含着中国特色的内生逻辑。

　　理论逻辑上，坚持“党指挥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逻辑展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的重大经验之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阶级、政党和军队等理论和相互逻辑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军事学说的重要内容，实践中，我们党将这些基本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国家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之中，形成了丰富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等，确立了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的理论基石。一方面，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我们国家的国体，我军作为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必然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另一方面，我军必然要接受党的领导。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对军队的领导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军事学说的逻辑必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主心骨”，我军接受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那种所谓“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的论调是极端错误的。

　　政治逻辑上，坚持“党指挥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党军关系的必然要求。纵观西方政治史，资产阶级政党参与领导革命之时，军队在政治归属上大多是作为旧式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故资产阶级政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是“后天”生成或者“驯化”的。而我党与我军之间的关系则是天然的，坚持党指挥枪就是这种天然生成关系的一种制度确认。首先，我党亲手缔造和领导军队。从政治属性看，我军是新型的、“新生”的军队，从创建之初即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因此，人民军队也天然地具有鲜明的党性、人民性，从而历史性地实现了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之间的内在统一。其次，我党和我军具有实践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统一于中国革命以来的伟大实践。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党创建、领导指挥人民军队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浴血奋战的历史，是一部党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坚决完成党赋予使命的历史。经过血与火洗礼而形成的“党指挥枪”“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党军关系，是镌刻于军队的“基因”和血脉之中的。

　　军队建设逻辑上，坚持“党指挥枪”是长期历史比较和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政党该如何掌握军队，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历史文化等在政党与军队关系模式上的不同反映。认清中国革命的本质，建立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自己的军队，这是变革近代中国军事制度、实现中国革命成功的“牛鼻子”。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中国近现代军事领导制度的一场革命，是唯一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国情军情的最科学的党军关系模式。

　　仿欧美军事领导制度遭遇“水土不服”。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采纳袁世凯提出的12条西法练兵主张，依照西法编练新军，结果军制军权操控在袁世凯个人手里，其凭借军权抢夺政权，复辟帝制、开历史倒车。之后，蒋介石也采用欧美军事理论和法规来编训军队，结果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倾轧争权、争地盘，军队不听指挥，毫无战斗力可言。

　　学苏联以党制军模式难以“开花结果”。孙中山曾借鉴苏联经验，建立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尝试用党代表、政治工作制度实现“主义治军”“以党领军”，结果手握军权的蒋介石以军权夺党权、叛变革命。之后，我党在革命早期照搬苏俄革命道路和苏军建设模式，终因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革命遭遇严重挫折。

　　确立党指挥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抉择。我军诞生后，围绕如何有效领导和掌握这支新型军队，我们党进行了长期的比较探索与实践，历史性地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系列科学的制度安排，既锻造了打胜仗的强大战斗力，又坚决粉碎了来自外部对军队的拉拢腐蚀和党内野心家、分裂主义妄图“枪指挥党”的阴谋，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与本色。

　　制度发展逻辑上，坚持“党指挥枪”构建起了党和国家军事制度的核心。坚持党指挥枪，是中国特色军事制度的核心制度，兼具党和国家法规制度的“两重性”。一方面，这一制度是政治建军的灵魂、根基。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坚持党指挥枪是政治建军的核心要义，它既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政治设计，在党和国家军事制度体系构架中居于基础性、根本性位置，是党和国家须臾不可动摇的制度根基。另一方面，制度设计是呼应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诉求。新时代党面临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任，坚持党指挥枪，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就是从军事制度层面提升这一现代化水平的重大制度安排。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健全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健全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体系、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体系、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体系等，这些都是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领域，也是新时代贯彻党指挥枪原则的实践着力点，必须要结合实践不折不扣贯彻好。

　　（作者单位：潍坊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