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英国《卫报》发表一篇专栏文章，题为《治疗的战争：弗洛伊德的复仇》。文章从一个认知行为治疗师的角度比较了精神分析和认知行为两种治疗技术，描述了精神分析在西方世界日渐式微的历史，并大胆做出预测，即精神分析极有可能再度兴起。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已经回归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沃土，并且在近几年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我国心理健康事业的中坚力量之一。然而，随着西方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深入研究，对于精神分析的质疑声也逐渐增多。既然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主流心理治疗技术已经成为事实，那么更有必要溯本求源，探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由谎言虚构而成

　　1886年10月，弗洛伊德向维也纳医生协会提交了一篇名为《论男性癔症》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介绍并捍卫了法国医生沙克关于男性癔症的诸多观点。在弗洛伊德的自传中，他对于男性也会罹患癔症的立场和对男性癔症症状的描述遭到了协会主席和同僚们的敌意和攻击，因为在那个年代男性得癔症是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会议的主席和与会的同僚都对他的观点嗤之以鼻。似乎在当时的维也纳医学圈中，弗洛伊德正因不断挑战权威的陈旧观点而遭受无情的打压。萨洛维（Sulloway）却认为，这一段经历是弗洛伊德虚构出来的，因为当时维也纳的医学圈对于沙克的观点并不陌生，而且其他医生也发现了男性患有癔症的病案。这一可疑的历史事件将弗洛伊德塑造成了一个时代英雄和革命家。

　　弗洛伊德的谎言并不仅限于此，在他发表的病案中也常有可疑之处。时年90岁的病案案主“狼人”隔空回应了弗洛伊德对他的描述：“实际上，整个故事类似一场灾难。我现在的状况和我第一次去找弗洛伊德的状况一样，而弗洛伊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么，弗洛伊德是如何评价精神分析在这名患者身上的疗效的？“在那之后，这位病人恢复了正常。尽管战争夺去了他的家园、财产以及所有的亲属，但他还是在此之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据我估计，这部分是因为他所遭遇的不幸暗中满足了愧疚感的需要，于是反倒令他的健康随之得到了巩固。”在其他病案中，弗洛伊德也会采用隐瞒、修饰等方式，将病案的状况描绘成符合其精神分析理论的模样。比如，在“少女多拉”的案例中，弗洛伊德为了将多拉描述成一个为了抵抗父亲的摆布而患有“癔症”的女孩，刻意回避了多拉在13岁时曾经遭受父亲好友K先生性侵的事实，并且忽略了多拉童年时期曾患阑尾炎造成盆腔后移症的可能性（这会造成多拉拖着右腿走路），而选择性地将这一切都描绘成多拉患有“癔症”的实据。

　　弗洛伊德的不诚，一方面将自己塑造成了开山立派、勇于革新的勇士，另一方面也让他的理论看起来坚若磐石、无懈可击。而正是如此，精神分析才会面临更大的质疑——无法证伪。

　　无法证伪的科学神话

　　卡尔·波普尔在其著作《猜想与反驳》中提出了科学和非科学划分的证伪原则。依据这个原则，1953年，波普尔在一篇论文中给精神分析判了“死刑”，因为精神分析不能证伪。所谓证伪，就是在试错的过程中，不断提出假说，寻找到一条不符合假说的事例。根据事例对假说进行修正，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旧的假说被否定，一个更好的假说出现。而这一科学标准正好直击精神分析的靶心，因为精神分析似乎是一个从内子宫（癔症“hysteria”含有古希腊语子宫“hysteron”的词根）到外太空都能解释的理论。弗洛伊德涉足社会、宗教、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并试图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但无论其求证过程中的研究对象还是方法论都备受指摘。例如，弗洛伊德在著作《图腾与禁忌》中，把野蛮人、原始人和病人、神经症患者混作一个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克罗伯认为这本著作本身的论证过程也存在缺乏条理、论证杂乱、缺乏具体说明等问题。即便如此，弗洛伊德依然相信精神分析是揭示一切真相的依据，特别是“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理论，弗洛伊德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诚然，弗洛伊德终生都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哪怕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但其中却缺乏严谨的证伪。从战争创伤引起的神经症，到女权主义的浪潮，再到如今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似乎症状的泛化、时代的改变、心理科学的进步，没有什么可以证明精神分析是有局限的或是错误的理论。相反，只是一次次地证明了精神分析无比的正确和无穷的适用性。

　　米歇尔·翁福雷（Michel Onfray）将精神分析描绘为“科学神话”，看似小心假设、不断求证，实则是以一个个不具名的故事来解释整个世界或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分析面对质疑似乎总有自己的应对方式。这就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第三个“原罪”——拒绝同行评议。

　　拒绝同行评议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和其他任何一种自然科学一样，以对直觉世界的事实理解后进行耐心而艰难的重组为基础。”按照这样的理解，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技术，精神分析理论应该经得起心理学同行的检视。弗洛伊德的理论大多来自其个人经验和观察后所进行的归纳和总结，并没有用科学的实验演绎法去验证，也缺乏大规模的临床数据，这就使得精神分析理论自其出现开始就受到广泛的质疑。而精神分析的“原教旨主义者”面对这样的质疑所采取的方式往往极为消极。米歇尔·翁福雷曾将精神分析学者面对质疑时的态度总结为六种，这六种态度可以归纳为“三个否定”：否定质疑者学习过或涉足过精神分析领域；否定质疑者的心理健康水平；否定质疑者提供临床素材的代表性。这“三个否定”潜在地否定了非精神分析学者评价精神分析理论的正当性。

　　自诩“科学”的精神分析尤其排斥来自学院派心理学的质疑。季岐卫认为，精神分析与学院派心理学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因为在精神分析看来，学院派心理学本末倒置地将其关注点放在了那些与人类生存毫无关系的细小且微观的问题上，而对人类心灵深处那些关于爱、命运、死亡等重大问题视而不见。这也就不难理解徐献军曾总结雅斯贝尔斯对精神分析的批评，他提到精神分析是一种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世界观运动，那些接受过精神分析的治疗师会将这一套理论当作绝对的信仰，形成一种精神分析独特的优越感。正是这种自命清高的自我认知阻碍了精神分析朝着科学的方向迈进。

　　也许法国精神分析师拉康对于精神分析科学性的判断是正确的：“精神分析是一种妄想的方法……不是一门科学。它本身没有科学地位，它只能等待这个地位，期望这个地位……人们可以长期等待！没有进展，人们等待的东西不一定是人们收获的东西，这是科学的胡言乱语。”因为这三个“原罪”，作为一种治疗技术，在“谎言”和“神话”中建立的精神分析的科学性是存疑的，那些学习过精神分析的治疗师也应该放下对于弗洛伊德“原教旨”的执念，以谦卑和好奇的态度去重新审视精神分析理论。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