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又离不开心理的现代化。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在其阐述的“建国方略”中将“心理建设”作为三大建设之首，他认为“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首先必须进行心理建设。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心理”这一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的保障是难以“建设”的。具体到脱贫问题上，2020年我国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有了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这一经济基础之后，要谋划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不能不重视心理扶贫。心理扶贫开展得太早，贫困群众看不到实惠，就会流于空谈；心理扶贫开展得太晚，脱贫内生动力没有激发，就会出现返贫。因此，现在开展心理扶贫，适逢其时。

　　心理上的贫困是有其历史文化渊源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占统治地位的宗法制度绵延两千多年，对贫困群众的心理影响深远。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教育百姓要安贫乐道，把贫困当作美德，并把富裕视为使人道德败坏的诱因，要老百姓安于贫困、以贫为乐。以贫穷为美德，歌颂安于贫穷，这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是有利的，因为安于穷困就不会有太多欲求。所以，这是封建统治者为统治人民而制造出来的一种道德标准，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一直根深蒂固。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关心贫困群众的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使落后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转变为现代化的商品经济，就一定要培育现代化的心理。毋庸置疑，心理扶贫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要使心理扶贫做到有的放矢、准确高效，就需要心理学者提供中国扶贫情境下的心理学知识。比较尴尬的现状是，目前基于中国情境的心理扶贫研究还比较欠缺。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如马克思、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和爱米尔·涂尔干等社会科学家通过其著作建构了宏大的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社会科学基本上完成了中观的叙述，涌现出诸多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当代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大都集中在微观层面或者方法论层面进行检讨完善，因为这两个领域较易生产新的知识。但是，我们如果把当代西方微观的心理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知识应用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就很难回答宏观甚至是中观的问题。中国的学者们学习了欧美的方法和理论，简单地运用它们来解释中国，忽视宏观和中观的理论背景，过分拘泥于微观的研究会使得我们很难认识中国。所以，今天中国的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中国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就陷入陈雪峰所提到的窘境，心理扶贫的研究与实践存在着脱节，即贫困心理机制的研究脱离社会实践，研究结论难以指导扶贫实践。

　　如何解决当前的困境呢？还是需要心理研究者深入基层，进行广泛的调研和案例研究，提出中国心理扶贫的概念并构建有生态效度的理论。目前，采取行动研究探索心理扶贫是一条较为可取的路径，即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从实际工作中寻找课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参与，使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用，从而达到解决问题、改变社会行为的目的。正如黄希庭指出的，行动研究要坚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封建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两千多年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贫困群众特别依赖直接经验，不重视间接经验，这就导致轻视书本知识、目光短浅的心理倾向。小农经济不需要多少知识即可应付生产，故而不重视文化知识。他们有了钱宁可用于盖房、修庙、买电视、打麻将、建坟、祭祖，却舍不得花钱送孩子上学。此外，小农经济是单家独户的生产单位，自给自足，家长制是必然的产物，家庭内部缺乏民主和协商习惯，因而民主、法治难以推行，继而难以适应组织化的生产。小农心理让人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容易滋生宗教迷信思想，并导致宿命论的心理产生。当然，小农心理的影响既深且远，决不限于农村。心理扶贫，绝不能脱离农民这个群体的现实。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使农民摆脱了贫困，过上小康生活，这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然而，农村的富足仍然停留在吃、穿、用等物质生活方面，农民的精神生活并不富裕，即还没有完全摆脱心理贫困。比如，有的农民家里客厅陈设很讲究，甚至富丽堂皇，但缺少书报杂志等文化用品。富裕的农民由于精神生活欠充实，文化科学知识不足，封建迷信、赌博、看风水等陋习已有苗头。摆在农民面前的现实是：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与心理贫乏的精神生活长期并存。这些都是需要心理扶贫长期来解决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心理扶贫的行动研究应坚持的第二个原则是要采用系统论的观点。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心理扶贫应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以生命历程为线索，从儿童早期开始，针对生命历程各个阶段表现出的心理贫乏问题进行心理帮扶。比如，对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儿童心理进行研究与干预；对新婚夫妇进行新家庭建设的心理帮扶，教会他们优生优育和科学抚养婴幼儿。对农村社区来说，心理扶贫的基本任务是抓好村庄“软建设”，改变社区陈规陋习和落后心理观念，培育社区居民的现代性心理。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心理扶贫牵涉的变量、问题和层面都相当复杂，单单依靠一种研究方法必然会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与推广价值。因此，心理扶贫的研究不仅要有量的研究，还应当有质的研究；不仅要有通则式（nomothetic）的解释，也要有特则式、个案式（idiographic）的研究；不仅要有演绎的实证研究，也应该有归纳的质性研究。而当务之急，就是要系统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心理扶贫理论。

　　长期以来，中国的心理学越是发展，就越是为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做注脚，无法为全人类的心理学贡献中国学者的智慧。这种局面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大国地位不相称，也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不相称。中国在扶贫脱贫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这种情境下，心理扶贫也许是中国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契机。心理工作者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心理扶贫贡献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心理支持，用心理知识增进脱贫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本文系海南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高层次人才项目“脱贫内生动力的心理结构、作用机制及治理路径研究”（2019RC13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海南黎族家庭世代贫困的生成机理及治理研究”（17CMZ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管理学院；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