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1月22日报道,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1月21日表示,美国向俄罗斯提议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这是拜登政府向纠偏特朗普错误核政策迈出的积极一步,也是在最后时刻挽救美俄唯一幸存核军备控制条约的关键一步。不可否认,特朗普留下的核“负资产”确实太多,给世界也给美国自身造成巨大伤害,亟须一一清理、纠偏。
核“负资产”引发核军备竞赛风险
特朗普非常看重核武器的战略价值,一心全力维护美国的核大国地位,并借此谋取“美国优先”的各种现实利益。并且由于其商人出身,讲究投资回报,导致其在任时甚至不惜冒险博弈,频频采取核“刺激”,引发出巨大核“负资产”。
据悉,尚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多次表示要维护美国的核大国地位。就任总统后,特朗普不仅积极增加军费用来支持美国核力量的发展,而且在核领域做出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退出《全面联合行动计划》(即“伊核协议”)及《中导条约》;故意给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续约设置障碍、提升门槛;装备W76-2低当量核弹头,发展本已退役、销毁的潜射核巡航导弹;研发W93新型核弹头;讨论恢复核试验的可能性等。凡此种种,冒险行径暴露无遗,对本就脆弱的国际核秩序频生负面刺激,从而急剧恶化了美俄核军备控制形势,销蚀了全球核不扩散努力成果,助推了世界核军备竞赛,增加了核战争发生风险。
特朗普“恣意妄为”的做派及其言行的不可预测性甚至令美国高层也倍感焦虑、恐惧,以致在距特朗普任期仅剩十余天的1月9日,美国众议院当选议长佩洛西还紧急致电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就防止特朗普启动核密码、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进行深入商讨。执政四年来,特朗普“一手摧毁了数十年来美国前任政府在核、非核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对手所建立的信任、信心和外交努力成果”,逆转了冷战以来核武器逐渐边缘化的趋势,致使联合国安全专家、裁军研究所所长雷纳塔·拉德温发出“现在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警告。
清理核“负资产”影响迫在眉睫
作为全球核战力最强国家的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核“刺激”行径及其引发的巨大核“负资产”使全球核风险骤然增加。很显然,这一做法相当程度上缘于特朗普遂行的旨在逼迫相关国家与其进行核军备竞赛的错误核政策考量。故而,停止、纠正特朗普竭力追求核“负资产”的做法,最大限度地清理和消除其负面影响,是美国现任拜登政府亟待履行的责任与义务。
一是重返伊核协议。伊核协议于2015年7月由伊核问题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与伊朗签署。协议规定有关六国将不追加对伊新制裁并松绑部分现有制裁,以换取伊朗限制核活动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管之下的承诺。客观而论,倘使伊朗严格遵守协议,则在协议规定的15年期限内,伊朗不可能生产出核武器。特朗普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已中止履行协议部分条款,并于1月4日开始丰度为20%的铀浓缩活动。为扭转这一局面,拜登政府应在伊朗完全中止履行伊核协议条款前无条件重返伊核协议,避免伊朗按2020年底通过的《反制裁战略法》生产足够数量的、丰度为20%的浓缩铀而对其他欲获取核武器的国家形成示范效应,并引发地区战争风险。
二是继续履行《中导条约》义务。特朗普政府以“莫须有”的借口发展射程500—5500千米的陆基导弹并大肆炒作在亚太、欧洲部署这种导弹,企图达成挑拨俄罗斯与北约欧洲等相关国家关系的目的,是非常短视、极不明智的举动。拜登政府应参照《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虽未生效但双方仍遵守条约规定的做法,停止发展《中导条约》规定导弹,同时尽快完成《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所必需的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涵盖更大范围、涉及彼此更多核心关切的美俄核军备控制新协议。
三是回归奥巴马政府的“三不”承诺。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核战略格局、态势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拜登政府应放弃特朗普以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增大核战争发生风险为代价部署W76-2弹头和发展新型潜射核巡航导弹的做法,继续履行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所做出“不制造新的核弹头、不赋予核武器新的军事任务、不为现有核武器提供新的军事能力”的承诺,不断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
携手建构合理有序的国际核秩序
国际核秩序的维护源于各国对核态势的考量、同构和互嵌。特朗普核“负资产”在全球范围不仅短期内打破了核平衡、触发了核竞争、增加了核风险,还从长远上破坏了核互信、恶化了核态势、损害了核秩序。因此,清理特朗普核“负资产”还必须着眼长远,修复建构起合理有序的国际核秩序。其中,尤其关键的是需要核战力最强的美国积极带头尽责,寻求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促进恢复全球核互信和携手建构良好国际核秩序。
作为人类迄今所掌握的毁伤力最强的武器,核武器是大国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和象征大国地位的重要工具,它在打破强国霸权、维护战略平衡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核武器一经出现,就同时将人类置于巨大的乃至毁灭性的风险之中。核武器是威慑武器,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离开发射平台前。而鉴于使用核武器会给人类和环境造成灾难性后果,防止核武器扩散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同时也是全球核治理的关键难题。
美国是第一个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也是第一个主要因国内党派之争拒绝批准该条约的国家。而正是由于美国迟迟不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致使部分已签署条约的国家亦持观望态度,条约生效的条件一直得不到满足。拜登政府应利用当前民主党掌握参议院主导权的有利时机,寻求久拖未决的条约于参议院批准程序,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创造条件,从而一方面封堵各国研发新核弹头的路径。毕竟新设计、生产的核弹头是否达到预定的性能指标、总体设计是否合理、分系统之间是否协调与匹配,是否安全、可靠、可信、有效等,都必须经过核试验才能给出明确答案,故而全面禁止核爆炸试验可在相当程度上遏制签约国发展新核弹头的冲动。另一方面也可解除美国能源部和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一直根据1993年《第15号总统决策指令》所要求的“在内华达国家安全场地维持24到36个月内恢复核试验的准备态势(响应时间)”,展现促进全球核互信的良好姿态。
(作者单位:武昌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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