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责任感与权力的控制感都是与权力相伴而生的权力感受，二者可能导致行为结果上的分化。有研究者认为，文化价值观可能导致不同的权力概念建构和行为。垂直个体主义文化中权力更多地表征为控制、支配和自由，而水平集体主义文化的权力是为他人的利益考虑和帮助他人使他人受益，代表的是一种责任。
权力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它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变量，同时也是一种动态的心理建构，权力的存在或激发广泛地影响了个体有意和无意的社会认知、情绪和社会行为。早期的权力研究关注权力的行为效应，证明权力常常与自我中心、自利行为、刻板化、较少关注他人、低同理心等消极行为有关。然而，作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权力所带来的都是消极后果，那么它对整个社会运行以及人类进化来说都是一种灾难。众多研究表明，权力也会导致公平、利他等亲社会行为。简·霍夫（Jan Hofer）等人的研究表明，权力与两类集群行为有关，即亲社会行为和享乐（自利）行为。针对两类行为产生的条件、机制和影响因素等，一些研究者尝试从多个方面进行比较，比如从权力者社会价值取向、个人/社会权力、权力动机、权力目标、权力角色、注意焦点、行为接近/抑制倾向等角度来说明权力行为的分化，但是这些解释相对较为零散、分散，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存在分歧和不一致。对权力行为分化的机制缺乏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近年来，权力的社会认知理论抛开价值论断，逐渐由权力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转向对权力内在认知心理机制的探究，也有一些学者在宏观层面从文化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探索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和探讨权力行为差异的内在机制。从社会管理角度来说，权力的关键问题不是其是否应该被使用，而是应该如何合理的使用。探讨权力导致两类行为的机制，能够促进权力的合理运用，克服自利和腐败，提高社会公平与效率。
控制感与责任感是伴随权力的两种感受
魏秋江和段锦云等人认为，权力本身是外在的、抽象的，与权力有关的各种外部情境和客观建构都要经过心理状态的变量才能影响行为。权力感作为对权力的主观心理体验，可以中介一切客观权力的影响，是离行为最近的部分。因此，对权力感的准确把握是权力研究的关键，也是分析权力导致两类行为结果差异的关键。
当前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可“权力就是控制”，将权力感等同于控制感，认为权力会使权力拥有者不受约束、更自由地控制资源，即自由感、控制感、被授权感。这种认识主要是因为心理学领域的权力实证研究始于西方，在概念界定上更多地将权力建立在个人取向的基础上，这种对权力自我中心式的概念界定提升了个体对自我目标、自我实现以及个体利益的关注，因而表现出自利倾向和不关注他人需要的行为。然而，无论是从权力出现的社会背景还是权力研究的概念界定上说，权力从来都不是个人的工具或财产，而是与他人、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社会生活以及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一个群体中的权力拥有者除了能够控制资源，也有带领群体向更好方向发展、提高他人（群体或社会成员）利益和福祉、保存活力和基因、避免被淘汰的责任（职责和义务）。或者从根本上说，群体成员允许权力拥有者掌控资源是为了实现集体利益、他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责任约束、后果承担也同时是权力的天然属性，担当起高权力的角色也意味着对责任的承担。埃德尔森（Edelson）发表在Science上关于领导力的研究认为，人们具有责任规避的偏好，高责任感的人更愿意承担领导的角色。因此，权力感并不应当只有控制感一个单一的结构，还应该包括权力的责任感。综合分析以往权力效应的研究可以发现，权力导致享乐（自利）、不公、冒犯他人、独断等消极行为时，权力的界定往往与个人情境、自我中心、个体自由、当前利益、内在状态有关，一般更倾向于指权力的控制、自由等权力的控制感，而在导致利他、公平、担责等亲社会行为时，权力的界定一般都与社会情境、他人中心、行为抑制、事件后果、外部线索有关，一般更倾向于指权力的责任感。权力的责任感与权力的控制感都是与权力相伴而生的权力感受，二者可能导致行为结果上的分化，因此有必要对两种权力感进行对比研究。
文化观念影响权力的建构
有研究者认为，文化价值观可能导致不同的权力概念建构和行为。有纵向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的人将权力看作个人概念（权力是为获得高于他人的身份和他人的认可），而有水平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个体将权力看作社会概念（权力是为他人利益和帮助他人），即权力的建构受文化观念差别的影响。垂直个体主义文化中权力更多地表征为控制、支配和自由，而水平集体主义文化的权力是为他人的利益考虑和帮助他人使他人受益，代表的是一种责任。有研究发现，欧美人启动权力后对控制感的词（如应得、优势、获得、授权等）比对责任感的词（责任、义务、职责、依靠等）反应更快，而亚洲人则对控制感的词有延迟而对责任感的词反应迅速。
笔者对面子、尊严和荣誉文化维度以及两种权力感关系的调查也显示，代表东方文化典型特征的面子文化与权力的责任感有高相关，而代表欧美文化典型特征的荣誉文化与权力的控制感有高相关。西方文化背景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独立，对权力的界定一般侧重于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受约束，以及通过采取行动满足自己的目标和需要的能力。西方近代理性启蒙运动认为，个体以一种彼此分离的、孤立的、封闭的单子式生存方式而存在，这种理解直接塑造了一种个人自由、利益至上的自我本位文化，人我关系被描述成是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当拥有权力时即变成了掌权者对对象的控制。而东方传统文化历来强调权力责任的重要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权力观与西方的权力观形成鲜明的对比。东方文化在更大的范围内看待人与人的关系，人们更多地考虑社会背景信息，认为人与人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看重社会和谐、人际共存，个人决不能离开他人而生活；强调个人承担社会角色义务，是一种他人本位的核心价值观，当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利益而优先满足他人利益，极端的表现是东方文化对“舍生取义”的推崇。对中国人社会决策的心理实质而言，需要思考自我、人际、群际互动对决策的影响，重视与他人之间的联结和社会规范。
权力控制感与责任感的识解水平不同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心理表征具有层次性。高水平识解指抽象的、整体的、和目标相关的、独立于情境的特征，而低水平识解指具体的、细节的、和目标无关的、依赖于情境的特征。高权力者的道德思考模式证明，在启动了（高权威人格组）高权力感后，被试产生了明显的以规则导向而非结果导向为主的道德思维模式，具有层次等级的差别。道德的规则导向代表的是更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思维模式，而结果导向是以具体的行为结果为判断依据的思维模式，类似地，对于社会公平、权力责任与个体利益、权力控制来说，规则导向代表的可能也是更抽象、更高层次的识解概念，而个体利益对个体来说则是更具体、更低水平的识解信息。埃德尔森通过行为实验和脑成像数据发现，责任规避是与内侧前额叶（mPFC）活动有关的主观价值计算的一个二阶过程结果，当个人面临领导他人进行决策时，决策过程中一些关键的潜在因素发生改变，而不是面对相同决策时仅仅单独为自己考虑，这一结论说明权力控制感与责任感可能存在识解水平上的差异。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看，利他与责任是具有更高进化意义的特质，责任相对于控制来说可能具有更高的识解水平。权力责任感往往是在社会背景信息、对他人的影响以及行为后果的情境下考虑问题，因而可能会有更符合高级社会规范的行为产生。权力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互依型的人际变量。而当前各国越来越频繁深入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双方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我国来说，当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冲突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人们关注自我的感受，强调自我实现、平等自主，从提高个体自信、维持权益、健全制度、开拓创新等角度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一些对人对己不负责任、为个体或小群体利益违背社会规范等现象也时有发生。权力拥有者如果多思考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即在更高的识解水平上思考权力的目标，会导致更为积极、公平的决策，而如果更多地思考为什么要获得权力支配地位，则会导致极不公平的决策。鉴于现实中权力行使的重要影响，权力者如何建构权力可能会对社会事务的解决、公共管理的效果和水平，乃至社会公平和正义起重要影响作用。因此，在官员教育问题上，无论是出于权力的控制感还是权力的责任感，在行使权力时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把具体的事情做好，即多思考怎么做的问题，而更高的要求是时刻记住自己作为权力者肩上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独断控制或利益好处。
未来，本土心理学或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应关注权力责任感方面的研究，注重开发测量工具，探讨影响两类不同权力行为产生的关键因素和内在机制（甚至是生理机制），从应用方面促进本土文化发展与文化间的交融理解，应用于官员选拔、培养与教育，促进权力积极效应的产生，降低权力导致的不公。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差’‘序’关系影响社会决策的心理机制”（19C1057800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共建项目“他人责任感对社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GD16XXL04）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