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赫斯因素”的扬弃和超越，既体现在其批判现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上，也体现在对未来世界构想的科学性上。而马克思拜物教批判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按照螺旋上升的方法，将批判领域从商品拜物教扩大到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深入到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领域，这是赫斯所无法企及的。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成功结合的典范，它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然而，较早对这三大理论渊源进行整合的探索者却另有其人，他就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莫泽斯·赫斯。过去学术界比较侧重强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对赫斯的研究稍显不足。探究马克思思想中的“赫斯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有利于还原一个立体的、本真的马克思。

　　围绕马克思思想中的“赫斯因素”产生争议

　　马克思思想中是否存在“赫斯因素”，是国内外学术界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存在“赫斯因素”。卢卡奇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赫斯是马克思“失败的先行者”，对马克思没有实质性影响。民主德国学者门克认为，不是赫斯影响了马克思，恰恰相反，是马克思促进了赫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赫斯相关著作的日译者山中隆次、畑孝一对“赫斯因素”也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最多仅限于《德法年鉴》时期。我国学者韩立新对学术界“回到赫斯”运动表示担忧，认为这种学术进路存在一定的理论风险，容易夸大“赫斯之于马克思影响的倾向”。

　　与此相反，许多学者认为赫斯对马克思思想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针对卢卡奇等人的否定结论，法国学者科尔纽发起了一场“回到赫斯”的运动，认为赫斯关于行动哲学、经济异化问题的分析对马克思有着很大影响。英国学者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在准备把经济学领域作为关注对象的关键节点，“从赫斯那里吸取了所有重要的论点”。波兰学者罗森、日本学者广松涉等甚至认为赫斯对马克思学说产生过“决定性”“压倒性”影响。我国学者侯才、张一兵、聂锦芳、陈东英等也都肯定了赫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其中张一兵就认为赫斯是马克思下定决心研究经济领域的“重要导因之一”。

　　笔者认为，不应片面否定或夸大“赫斯因素”的影响，而应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分析。许多学者否定“赫斯因素”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写作时间早于赫斯的《金钱的本质》，但事实上，赫斯与马克思的交往从19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了，赫斯的一些观点在《金钱的本质》之前就已经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直至马克思发生哲学变革的初期，赫斯还是马克思的“同路人和合作者”。在文本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一些行文思路、论述逻辑、表述方式都或隐或现地渗透着“赫斯因素”。因此，赫斯是研究马克思思想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此后的分歧而否定“赫斯因素”。

　　“赫斯因素”影响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形成

　　恩格斯指出，研究马克思“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不仅体现在《资本论》的某个章节，它的形成发展过程涉及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并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成长历程密不可分。在这个过程中，“赫斯因素”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首先，“赫斯因素”的桥梁作用。哲学批判与经济批判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形成的前提。如果说费尔巴哈为该理论提供了重要哲学方法论的话，那么赫斯则是推动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式哲学话语向经济学视角转换的关键人物。赫斯的贡献在于对费尔巴哈异化理论进行了“修正”，并将其运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进而在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一时期，马克思虽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了金钱拜物教现象，但还缺乏理论层面的分析和具体论证。而赫斯不同，他抓住了商品经济的核心要素“货币”，并以此作为切入点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揭示了货币异化的本质和根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交往已经被货币所控制，货币拜物教促使人的关系全面异化。这种从经济学角度探寻人的异化问题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与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进路也是相契合的。

　　其次，“赫斯因素”的启发作用。马克思所指的拜物教强调“物的人格化”，在商品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必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交换关系使物显示出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拜物教批判就是要揭示这种被物的关系遮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前，赫斯对货币本质的揭示也采取了主客体和主体间的双重视角。赫斯认为，人的社会交往尤其是“生产性”的交往是人的本质。当社会出现了单个人与类本质的分离，货币就成了人的社会交往的中介。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已经从交往的中介异化成人的价值的衡量标准，货币异化反映的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异化。这种通过“物”看到“人”的批判思维和方法，对马克思后来的拜物教批判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最后，“赫斯因素”的促进作用。马克思在揭示和批判拜物教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消除路径，即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思想的形成明显受到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启发。对此，马克思自己曾毫不避讳地指出：“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就包括赫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较为全面论证的文章。马克思在后来谈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动因时也曾表示，除了“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外，在《莱茵报》上“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也是重要因素。赫斯作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显然是这种“回声”的主要发出者。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赫斯在马克思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在消除拜物教路径的探索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扬弃“赫斯因素”

　　马克思对“赫斯因素”的扬弃和超越，既体现在其批判现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上，也体现在对未来世界构想的科学性上。赫斯虽然已经从交往关系的视角论证了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方式，但他把现实生活更多地理解为个人利己主义的“小贩世界”，从而把对金钱异化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停留在了流通领域。而马克思拜物教批判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按照螺旋上升的方法，将批判领域从商品拜物教扩大到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深入到资本主义物质生产领域，这是赫斯所无法企及的。此外，赫斯的相关论述虽然也涉及“资本”概念，但对这一范畴并没有足够重视，而是仅仅将其作为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加以引用和复述，马克思却把“资本”作为揭示和批判现实世界的核心范畴和锐利武器。

　　在人的解放方式上，虽然赫斯和马克思的答案都是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解题思路”有着本质区别。赫斯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认为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自由活动和类本质的回归，可以通过“爱”的教育和渐进的社会改革实现。马克思在发生哲学变革后，强调共产主义不应该是一种被假定的理想状况，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对于两者的差异及根源，卢卡奇曾进行入木三分的分析：“同在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马克思和赫斯，在他们思想形成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如何面对黑格尔时，两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赫斯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回到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而马克思则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前进到了黑格尔与国民经济的结合。”这确实是马克思与赫斯最关键的区别，也是马克思之所以能扬弃“赫斯因素”原因所在。

　　拜物教批判被认为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中最具哲学意味的理论，它成功地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到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提出了消除拜物教的科学构想，从而实现了对“赫斯因素”的扬弃和超越，这一理论也成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和构建全新理论的重要武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项目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当代审视”（16JD710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