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讲，学术研究是事实判断领域的工作。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受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任何一位研究者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都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混淆起来。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面对同样的材料，不同研究者往往得出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夏代是否为信史”等涉及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概莫能外。这极好地注释了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
在网络时代，类似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民间舆论也会时而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介入学者的争论中。近来围绕许宏、孙庆伟教授等人的二里头及夏史、夏文化研究而引发的讨论，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有自称“民科”的网民居然称，“必须把许宏调离二里头，否则，夏朝得不到实证”。这并不正常但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也是可以解释的。
将价值判断简单地混淆于事实判断，这种做法不仅仅影响到夏代传说可信与否的结论。事实上，这一研究本身的核心就在于研究者的价值观，正如孙庆伟直白地告诉大家的：“（夏文化问题）争论的核心实际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认识论的哲学问题，关涉的是考古学者的立场与方法。”所谓“方法”，在孙庆伟那里其实只是“立场”的附庸甚至点缀而已：“材料的真伪、证据的充足与否，仍属于方法论的表层，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的视域融合和语境释读，与追问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关联起来，才能避免考古学沦落为冰冷的技术研究，才能避免失却中国考古学从古史重建到文明阐释的人文关怀底色。”（孙庆伟：《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光明日报》2019年3月4日第14版）所谓“终极目的”、所谓“人文关怀底色”，翻译一下，其实就是指，夏代是否为信史的结论关涉研究者是否拥有中华民族感情的问题。或者说，其中一个方面的意思就是：凡不将夏代当作信史的学者，就缺乏这种感情；没有了这种感情，就会让“考古学沦落为冰冷的技术研究”。
我对这种说法是不以为然的。我认识许宏多年，以我对他的了解，一点都不怀疑许宏的这种感情并不逊于孙庆伟。我承认，就“考古研究的终极目的”以及方法而言，他们两人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我更认为，正是在包括考古学的广义历史学研究方法与终极目的问题上，持有一种“冰冷”的态度，恰恰能够更为长久地将中国学者的“人文关怀底色”保持下来。换句话说，只有保持科学方法与目的的“冰冷”，才能够将中国人的自信与自豪保持下去。虽然还不得不经常强调一下，但这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一个民族的自信与骄傲，如果不是建立在冰冷的科学研究的坚实结论之上，而是建筑在充满感情的“人文关怀底色”之上，也就是说，建筑在以价值偏好引导的事实判断工作得出的结论之上，这种自信与骄傲早晚会被击得粉碎。
当然，在事实判断的工作当中，要求研究者完全避免价值偏好的介入，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一位好的研究者又的确应该以此严格要求自己。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历史学家从未意识到这点。因此，历史学要被当作科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篇小文章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先退一步，讨论一下：是否只有夏史如殷墟以及其后的历史一样成为信史，“迫使”国际学术界叙述中国的历史必须从夏代论起，中华文明才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论短长？的确，许多中国学人心中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论证并坐实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他们看来，如果夏代都不是信史，中国的历史就只能从商代甚至晚商开始，这五千年的文明史不就一下子缺了一千多年吗？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在作以上推理的时候，往往忘记了一点：即便夏代被证明为信史，如果从二里头算起的话，中国的历史也只有三千七八百年。如果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取得的结论，即夏代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算起，这个时间段也不到4300年。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恰恰只有将眼光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挪开，才有可能发现真正的中国五千年甚至更长的文明史。简单来说，只有跳出从秦汉、战国、春秋、西周（最早不过西周中期）文字材料中逐渐确立并影响至今的中国历史早期传统之外，我们才会发现，中国文明“信史”探索的区域还有可能上溯到陶寺、石峁、芦山峁、两城镇、宝墩、石家河与良渚，甚至上溯到最早距今六千年的城头山古城。早期中国人生存的这些地方，其中包括规模巨大的古城，都是司马迁所不知道的，也是西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以现有学术研究尤其是考古学研究的进展看，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还会有更多更早的可以当作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对象的中原以外的遗址将被发现。
当然，跳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原中心论传统，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我们所言中国文明的“中国”，到底是“谁的中国”？在司马迁那里，中国当然是华夏族的中国，也就是说中心在中原，主人是主要生活在中原的华夏一族。由于历史眼光所限，即便杰出如司马迁者，我们也不能苛求。不过，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依旧抱持着司马迁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文明传统就未必妥当了。
现在的中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470万平方公里领海面积的中国。这个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文明，是现在与曾经生活在当今这块中国版图内的伟大的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明确了这一点，中国学者的价值观，中国学者的“人文关怀”精神与感情，才会有可以落足的坚实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薄今厚古，忘记自己所要探究的中华文明，到底发生发展在哪一个空间。
对这一点大家或许不会有太大争议。不过，说起来容易，但要将这种价值观、这种“人文关怀”的精神与感情落到实处，落到研究工作当中，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现在的研究者，经常使用“民族国家”这一个概念。“民族国家”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误解。他们认为，所谓“民族国家”就是单一民族建造的国家。这完全是错误的，世界上其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所谓“民族国家”，是与前现代的“君权神授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其核心在于：与前现代国家的合法权力建立在“神授”基础上不同，“民族国家”合法权力的基础在于，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无论其出身民族为何，都能够认同这个国家。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同样需要得到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出身于各个不同民族但同属于中华民族的人民的一致认同。理论上大家可能都同意这一点。但在现实中，要更好地实现这一点，除了必须强调各个民族的人民都认同中华民族的中国之外，也需要中华民族的中国一视同仁地认同自己各个组成民族的人民。有一位藏族学者说得好，中国的国家认同，必须是一种双向的认同，这样，最终的国家认同才有可能更好地实现。其实，所谓的族群或者民族，不就是在早期生产力尤其交通方面的限制条件下，在某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长期生活的人群吗？代表他们的符号，不就是他们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某个地方环境适应特色的文化吗？说到底，不同的民族或者族群，他们的祖先最终都有可能追溯到同一个伟大的非洲母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交往必然越来越方便，文化的交流必然随之越来越密切，实在没有必要过分强调限制条件下由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方文化特色。所谓汉族，所谓华夏族，不都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由各个不同民族慢慢融合而成的一个大的族群吗？强调国家认同，强调中国认同，强调中华民族认同，而不是过分强调各个族群或者地方民族认同，这是当前中国、当前中华民族最为根本的利益。每一个中国人，尤其中国学者，无论他族裔为何，都应该将此作为自己最最基本的价值观。中国学者的“人文关怀底色”，包括中国考古学者的“终极目的”，基础都应该建筑于此。
故而，探究文明源头的学者尤其需要明确：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是华夏族文明的源头，而且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生活在中国这块版图上的各个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的源头，它们汇聚起来，最终才形成我们共同的中华文明这一条大河。以中原为中心的夏代是否为信史？二里头是夏人还是商人都城？这些问题关涉的重心只是华夏族的历史。我们只有跳出“中原中心论”，不仅仅看到中原，而且放眼全国，放眼东北的红山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北方的石峁遗址、东方的两城镇遗址、西南的宝墩遗址、中南的石家河遗址、东南的良渚遗址，等等，才能够找到完整的中华文明源头。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中原，而且是“满天星斗”式地散布在早期中国的许多地方。近来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都认为良渚文化时期的中国已进入文明时代。这一下子将中华文明推到了五千年之前。如果大家继续坚持中原中心论，又怎么可能接受良渚文明？怎么可能打破困境来证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呢？
最后，笔者再次强调，在研究过程当中，如果不可避免地需要价值观的介入，学者的价值观（即“人文关怀”精神与感情等）就应该立足于现实，应该帮助明确自己的“终极目的”，有助于现实的中国。既然现实的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那么，建筑在中原中心论基础之上的夏商周三代中国早期单线历史传统，在当代学人的价值观里，就应该更改为，曾经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470万平方公里领海上的中国各个不同族群人民的早期多线历史传统。因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究的不仅仅是华夏族文明的源头，而且还要探究与华夏族文明最终一道汇聚成为伟大中华文明的其他各个民族文明的源头。在现有考古发掘材料基础之上，我们甚至可以大胆认为，中华文明可以追寻到底的最早源头，很可能不在中原，而在中原以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