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自我的影响可以通过语言来实现。作为语言标签，姓名影响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归类。父子联名（父名与本名共现）对自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名字作为特殊的词汇，是个人的符号表征，也是抽象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血缘、辨性别、别婚姻等的社会分类功能。受语言和文化影响，不同民族的姓名构成形式不同。汉族人的姓名是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反映汉族社会源远流长的家族历史和姓高于名的宗族观念。在另外一些民族中，存在一种特殊的姓名结构——父子连名制。父子连名制以父权制为基础，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在命名方式上采取一代父名与下一代子名连接，子名又与孙名连接，通过这种方式确定血缘谱系。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多采用父子连名制。例如，维吾尔族人的姓名多采用“本名+父名”形式，如“买买提（本名）·艾山（父名）”。本名作为自我的独特标志，是在群体中区分个体的重要依据，父名表明个体与父亲之间的血缘联系。
新近研究采取提取诱发遗忘范式，比较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在父亲参照、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提取诱发遗忘是指在回忆记忆内容时，对其他相关材料会产生抑制，使其回忆量降低。但是，提取诱发遗忘存在边界条件，即与自我（或重要他人）相关的信息不会出现提取诱发遗忘。研究发现，在父亲参照条件下，仅维吾尔族被试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这表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影响自我建构，与汉族相比，父亲仅出现在维吾尔族人的自我建构中。这反映了不同文化中父亲参照加工的差异。
姓名结构影响自我建构
造成在父亲参照条件下两个民族被试的提取诱发遗忘存在差异的原因有许多，性别文化是其中之一，但姓名结构是导致两个民族被试自我建构差异的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姓名是自我的延伸，两个民族的姓名结构又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可以推论，正是由于不同姓名结构反映的深层次文化，通过语言的作用，塑造了两个民族不同的自我构成。维吾尔族的父子连名制强调个体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及其重要性。对维吾尔族人来说，大多数姓就是父名，仅代表父亲，父亲在维吾尔族人名字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在姓名中本名与父名共现，会加强本名（代表自我）与父名（代表父亲）的联系。由于长期采用父子连名制，导致维吾尔族被试在自我建构中将父亲纳入自我中，父亲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因而在实验中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出现父亲参照效应。汉族人的姓名结构与维吾尔族人的父子连名制既相似，又存在差异。相似之处是姓与名有前后不同的组合，区分姓族的名相当于连名制中的父名；不同之处在于汉族人的族名固定不变，亲名则因为世系行辈不同而不同。汉族被试未出现父亲参照效应，同姓名中仅与父亲共享相同族姓有关。汉族人重视祖先，强调宗族延续和血脉传承。对汉族人而言，姓不仅是父姓，更是宗姓，不仅包含父亲，更是家族的浓缩。根据汉族宗法制度，姓名不是为了标识个体，而是为了整合家族。名字中的辈分字把个体同家族联系起来，明确个体在家族中的地位、关系、权利和义务，远超出个人名字的意义。因此，汉族人的姓名是汉族传统宗法观念的体现，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价值取向，代表家长、群体的意志。在汉族人看来，自己与父亲同宗，均是宗族的重要存在。由于父姓包含的个体众多，父亲只是其中之一，父姓与本名共现不影响个体的自我建构，父亲也未被纳入汉族人的自我中。同时，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汉族大家庭逐渐消失，核心家庭占主体。改革开放以后，绝对父权在汉族青年人的观念里已淡化。因此，在汉族人的自我建构中，父亲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维、汉两民族被试在提取诱发遗忘中表现出的父亲参照效应的差异还受熟悉性影响。熟悉性、亲密度、生活环境、个人因素等影响个体的自我建构。无论采用何种范式，在已有关于中国人与东方人的自我的研究中，母亲总能够进入个体的自我中。父亲能否进入个体的自我中，结果却不稳定。为什么会如此？他人对个体的重要性与熟悉性均是重要影响因素，而熟悉性的本质是联系频率或共现频率的作用。维吾尔族的父子连名制使得父名与本名有很高的共现率，本名与父名的频繁共现会使自我与父亲建立起更强的联结，从而对自我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对比之下，汉族人却将直呼长辈名讳或与长辈重名视为禁忌或大不敬。在古代汉族社会，避讳是特有的现象。避讳父母和祖父母之名，是汉族人的“家讳”或“私讳”。汉族人实行避讳不是使父亲与自己加强联系，而是强化区别。在重要性与熟悉性共同作用下，维吾尔族人将父亲纳入自我中，而在汉族人的自我中却不包含父亲。
语言标签影响自我认知与自我归类
姓名作为一种语言标签，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姓名表明个体的家族渊源，反映个体的身份，在实行父子连名制的民族中尤其如此。姓名具有重要认知功能。姓名影响人对个体的认知和期望，影响对个体吸引力的评定，也影响个体的自我期望和自我认知。研究发现，自己的名字被优先加工，并且激发出特殊的脑电波。由于维吾尔族人父子连名，父名与本名同在，父亲便与自我密不可分。在自我建构中，父亲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提取诱发遗忘中，父亲参照加工与自我参照加工具有相似优势。对汉族人而言，自己的名字包含父姓和本名，父姓是父亲们的集合，它更容易使人将自我与列祖列宗和族人联系起来，而不仅仅局限于与父亲联系起来。古代汉族人无论做什么事，首先考虑是否对得起“列祖列宗”，是否能够“光宗耀祖”，是否会“殃及子孙”，反映了汉族人的祖先崇拜。因而对汉族人而言，父亲参照加工并未表现出加工优势，父亲亦未出现在个体的自我建构中。
姓名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与自我归类有关。姓名是一种特殊的词汇，是个人的标签。人类认知具有范畴化特点。人类在客观世界中发现不同事物的相似性，据此分类，形成概念，这一过程就是范畴化。范畴化从差异中找出相似，从而减轻认知负担，实现认知经济。自我归类就是自我认知的范畴化。例如，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孩子？我属于哪一群体？自我归类离不开归类标准，归类标准一般由表征概念的词汇承担。姓名是语言标签，语言标签对类别学习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是分类的重要依据。语言标签促进类别归纳过程。语言标签的表征程度越高，类别知觉就越快。语言加工的自动化会使语言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他认知过程。属于语言符号的姓名的激活促进了自我概念表征的激活，从而影响了自我归类。维吾尔族人受父子连名制影响，倾向于将自己与父亲归为一类，通过姓名反复地提醒自己，我是父亲的子女。对比之下，汉族人却倾向于将自己归类到姓氏中，姓氏并不特指父亲，而是包含宗族中所有的父亲和所有的族人，即“列祖列宗”以及在世的所有后人。总之，文化对自我的影响可以通过语言来实现。作为语言标签，姓名影响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归类。父子联名（父名与本名共现）对自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