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1936—2014)，浙江乐清人，出生于杭州，在浙江余姚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1953年考入上海中学，1956年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五年制本科，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2009年受聘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创办《社会学评论》《社会建设》等刊物并担任主编，创建“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任理事长。曾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规划和评审组组长、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兼社会学组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郑杭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奠基人、社会运行学派的开创者。郑杭生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面旗帜，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倡导和推动学科本土化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对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提出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提升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贯穿郑杭生学术历程始终的一条线索。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郑杭生就明确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一目标，并先后出版了《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社会指标理论研究》（1989）等开创性著作。出版于1993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社会运行导论》，副标题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
以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为目标，郑杭生基于中国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特色和鲜活实践，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五大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基础理论，被社会学界誉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开拓者”。
此外，郑杭生及其学术团队还提出了大量中层理论，如社会运行机制理论、社会转型“度―势”理论、社会指标理论、社会协商理论、社会化与个体化理论、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理论、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新型社区建设理论、治乱兴衰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这些中层理论与基础理论一起，构成了其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
郑杭生晚年曾将他发表的文章整理成文集《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先后出版了五卷，每一卷都围绕“中国特色社会学”展开，可见他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作为自己毕生的学术追求。
郑杭生所提出的一系列本土化社会学理论是恢复重建以来我国社会学理论建设最为重要且具有原创价值的成果之一，被北京大学的谢立中等学者评价为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以来“中国学者自己建构的内容最为丰富、体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社会学理论体系”，大大提升了我国社会学的理论品格和理论水平。
开创旗帜鲜明的社会运行学派
郑杭生十分注重学派建设，强调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的平台，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成熟、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他认为“社会学的中国理论学派，是中国社会学的支撑点。这样的学派越多，表明中国社会学的力量越雄厚、水平越高超，越有生命力和创造力”。明确的学派意识和学派实践也是贯穿郑杭生整个社会学学术实践的一条主线。谢立中指出，郑杭生是“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自觉地提出要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学派的人”。早在1988年8月中国社会学会在黑龙江伊春市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讨论会”上，郑杭生就正式提出了“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的命题。之后在各种场合，他反复论述学派发展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个学派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是理论学说和团队人才，二者相互推进才能形成并保持学派的活力。郑杭生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理论学说上，社会运行学派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那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包括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和对中国现代性特征与路径的建设性理论诠释和探索。早在1986年，郑杭生就提出了“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围绕这一观点，逐渐形成了社会运行学派的基础性理论——社会运行论。之后，这一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前述的本土化基础理论和中层理论，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社会运行学派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丰富社会学理论、帮助人们更好认识时代和实践特征外，其对于中国社会学自主的理论和知识体系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确立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合法性基础。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不清，社会学学科在中国曾被取消达27年。胡乔木在1979年主持社会学学科恢复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同研究社会学，这中间不能划等号”，“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存在、传授”是“完全错误的”。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虽然形成了要把社会学建成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但在关于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仍存在“两张皮”的问题，并没有取得认识和理论的突破。郑杭生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素养，思考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一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革命批判和建设维护两种形态的创造性观点。郑杭生分析指出，以孔德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本质上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表现为革命批判性，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及其根源；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更重要地表现为建设维护性，以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目的。发展建设维护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充分借鉴西方社会学在维护建设上的相关理论和经验。该文发表后，受到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的称赞，称郑杭生的这一观点“解决了社会学领域一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郑杭生之后发表在《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创刊号）的《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一文，也受到胡绳的好评。胡绳还在家中接见了郑杭生并就社会学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郑杭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思想，不仅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合法性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也有启示意义。这一思想奠定了郑杭生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地位，也为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确立了富有创新性和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对象。郑杭生在考察国内外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创新性地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情况的概括和总结，是对我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开发，也是对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大传统的借鉴和吸收。他系统分析了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具备“五大条件”（包括人口条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对中国社会运行有特殊影响的转型效应和迟发展国家的迟发展效应及“五大机制”（包括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
第三，厘清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郑杭生系统论证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他认为，从理论上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贯穿于社会学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首先，定义社会学的对象或侧重社会，或侧重个人，都离不开两者的关系问题；其次，社会学的学派都是根据这个问题来划分的；再次，确定社会学的属性，如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也是以这个问题为准绳的；此外，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无一不是直接、间接地包含或体现着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发展的根本线索，无论是社会思想史、社会学史，还是社会学理论都是如此。他还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社会互构论”。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也决定了中国与西方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的不同认识，中国应该探索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并基于新型现代化构建新型社会学，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第四，提出和倡导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面对中国社会学者边陲思维明显，在处理社会学“古今”“中西”关系上“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而自主自觉意识较低的现实，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并强调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行动指南或创新轨迹就是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后来又概括为“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强调要处理好“理实”“古今”“中西”三对关系，对中西关系要“再评判”、对古今关系要“再认识”、对理实关系要“再提炼”，并将这几个方面称为“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郑杭生的“理论自觉”思想与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界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为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努力，郑杭生教授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社会运行学派在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也体现着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尤其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社会学专业和人才培养要坚持正确的学术路线。社会运行学派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构建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质兼具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从而“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有所贡献，对转型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并对“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构建美好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既是社会运行学派整个学术活动的根本取向、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也是其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
第二，注重学术和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社会运行学派之所以能够持续蓬勃发展，是与其注重通过学术平台建设培养大批学派人才分不开的。在郑杭生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先后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1984）、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硕士点（1985）、社会学系（1987）、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博士点（1993）、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2000），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平台与体系。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之下，建立了学术网站“社会学视野网”（2007开通），创办了社会学学术刊物《社会学评论》（2013年创刊）和《社会建设》（2014年创刊），还成立了“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2011年成立）。此外，郑杭生从2003年发起和主编年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每年定期召开“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组织实施了“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牵头出版“面向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社会学文库”，等等。社会运行学派的这些平台，在社会学思想传播和传承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机制和平台，社会运行学派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他们分散到国内各个教学与研究机构，并为学派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学知识体系
郑杭生通过学术研究、教材编写、学科建设等形式推动了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第一，郑杭生通过自己及学术团队的创新性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新理论，丰富了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他所提出的“社会运行”等概念已成为社会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从学术语言转化为政策语言并进一步转化为大众语言。又如新型现代性、逆发展困境、类发展困境、同城化等概念已成为学术界的重要概念。他所提出的“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学科核心理念、中国社会学要提升“理论自觉”“学术话语权”、中国社会学应该发扬“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等主张和命题已为学界许多同仁所接受。
第二，教材是知识体系的载体，郑杭生教授在进入社会学之初，就注重通过自主教材建设，把自己和我国学术界基于中国本土研究的新观点转化为知识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知识体系。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编》以及《社会学概论新修》的五个版本，均以社会运行论和社会转型论为理论视角，对社会学的知识点进行了重新组织，形成了全新的知识体系，广受中国社会学界的好评，该教材及基于该教材的教学成果、课程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五版）荣获首届国家教材奖一等奖，是社会学学科唯一获得一等奖的教材；郑杭生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主持编写了《社会学概论》，凝聚整个社会学界的智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梳理了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形成了权威的社会学知识框架和知识体系。该教材已经成为全国社会学院校的指定教材，其第二版荣获首届国家教材奖二等奖。此外，他与刘少杰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主要范畴、主要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和基本知识点；郑杭生还主持编写了《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民族社会学概论》等教材，为相关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其中《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和《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还被译成英文、韩文、波兰文，扩大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郑杭生还是我国社会学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他曾长期担任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学科评议组组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规划和评审组组长等全国性学术机构的重要职务，在凝聚全国社会学界力量、共同构建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郑杭生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编委和“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主编，历时近六年，集中社会学界的智慧，完成了社会学理论基本词条的撰写，梳理出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知识点，并亲自撰写了“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十余个重要词条，为确立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了社会学核心主干课程的确立和各门课程基本知识点的梳理，主编《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确立了社会学类专业十门主干课程的知识点和知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领导了社会学专业十门主干课程的教材编写；郑杭生还以“扶弱益强”和“铺路搭桥”的方式，推进全国社会学学科平衡发展，通过人才培养、学科点建设、合作办学、联合举办学术会议等各种途径，支持中西部地区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郑杭生及其社会运行学派坚持理论自觉，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探索和突出贡献。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和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和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研究，以及对于在“两个结合”中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各方面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