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先生弘社会学之道，致社会良性运行之善，寄身翰墨，孜孜以求，为文章经国之大业，勤勉一生。先生创立社会运行学派，著述“五论”，将学术之思之情深深系于中国社会，民胞物与，廓然大公。

　　自从事社会学研究伊始，郑杭生先生就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怀有深深的执念。为此，他立足中国实践，在两个方向上用力，一是思考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并在认识上作出了重大理论创新，二是融贯中国传统群学思想和治乱兴衰史观于社会学。到了晚年，他对部分学者言必称西方的状况感到深深的忧虑，主张增强社会学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在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基础上，他发出“理论自觉”的呼吁，要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创新中国特色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超越国外；创新话语，创造特色”。此时，先生已年逾古稀，但他念兹在兹的是提倡社会学界致力于创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从而掌握“学术话语权”。创新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的底气来源于中国实践经验。先生皇皇巨著，恢宏“五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科学描述和深刻阐释，是中国实践经验的社会学发明。比如，先生认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有两个维度，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先生矢志不渝地以中国经验创新和光耀社会学。

　　郑杭生先生心中一直有“社会”的观念，认为学社会学需要强烈的社会关怀，要有创造“美好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年轻时有过在湖南乡下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在江西“五七干校”当石匠打石头的亲身经历，“文革”期间他对社会恶性运行和不协调发展有切肤之痛。严复在翻译出版《群学肄言》时将社会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和乱、兴与衰的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先生根据自身经历，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和反思，提出了社会运行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中性运行与模糊发展、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他曾说过，用“治乱兴衰”来评价社会运行状况，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孔子就曾为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失序发出“觚不觚”的感慨。郑杭生先生在心灵深处感受到先贤之所感，怀揣“治乱兴衰”的历史感，寄托“美好社会”的向往，将社会学视为“关于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特别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弘扬社会学之道，就是要致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之善。当然，先生并非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发展会有代价，研究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就是要务实地在“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上下功夫。不难看出，先生在社会学中融贯了中国古代治乱兴衰史观和群学思想，为社会学赋予了灵魂，赋予社会学在揭示社会发展变化规律基础上实现社会关怀的价值担当，社会学不只是社会经验的理论投影。

　　先生心怀天下，有着传统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担当。家国情怀体现在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中。先生赋予社会学价值担当，在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观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先生认为，社会学有西方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有革命批判型与维护建设型之分，不能只有批判没有建设，或只有建设而无反思批判。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需要社会学，社会学的大发展更需要党的领导和支持。先生心系中国未来社会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他强调，“社会转型”概念不是指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而是指通过人类生活、组织模式、社会实践结构转变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现代—更新现代的推进。社会学要发挥经世济国的作用，要把建设性精神与反思批判精神更好地综合起来，这也是中国社会学的成事之道。

　　师从郑杭生先生，经常被问及有何感受，笔者最大的感触正是先生的这种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凝聚着民族魂魄，赓续着中华文脉，每每思之，感动不已。先生社会学学术之思之情满含着大国魂魄，不仅在具体论断上微言大义，更在精神气质上廓然大公。以中华民族之魂铸就社会学，以社会学丰富中华民族之魂，这是先生治学中的家国情怀。如何沿着先生开拓的为学之道继往开来，为社会学铸魂，为社会良性运行明道，是后辈学人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