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芃子
学人小传
饶芃子，1935年生于广东潮州，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暨南大学副校长。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副会长。1993年领衔建立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在国内首创“比较文艺学”方向。著有《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中西小说比较》《中西文学戏剧比较论文集》（英文版，谭时霖译）、《中西比较文艺学》《比较诗学》《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论集》（英文版，蒲若茜等译）等16部著作（含合著），主编《中西戏剧比较教程》《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及学术丛书多种。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为首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2015年获“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
2021年深秋，暨南园一如既往地毫无萧瑟之意，花儿依旧红艳，草地依然碧绿。每天早上，一位面色红润，笑意盈盈的老人总会在“苏州苑”外的小径上散步。路过的莘莘学子绝对想不到，她就是60多年来纵横于中外文艺理论、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岭南文化名人”饶芃子教授！
饶芃子的人生，和许多与她同时代的人一样，历经艰辛和磨难！但时光似乎特别厚待这位坚韧的女子：虽已是耄耋之年，她的身上却没有沉沉暮气；她的头发，青丝中夹着些许花白；她的衣饰，时而恬淡清丽、时而雍容典雅；她的谈吐，依然风趣睿智！在已逾古稀之年，她不仅笔耕不辍，时有高水平学术论文和优美的散文见诸报刊，而且带领学术团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耗时数载成功结项，充沛的精力和对学术的激情不得不让人叹服！饶芃子的风雨人生感人故事颇多，我们仅撷取她60多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于南国文坛、教坛的些许片段，希望反映出她治学与为师的独特风貌。
■2005年，饶芃子教授接受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颁发“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论文类一等奖”证书。 作者/供图
“诗性批评家”的诞生
在饶芃子的文章中，人们时时能感受到诗意的浸润。而这种诗意的馈赠，正是来源于家庭和童年生活环境的熏陶，是她出自书香世家，幼承庭训的结果。
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饶芃子出生于钟灵毓秀的古城潮州。她与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有同族的叔侄亲缘，皆是潮州的书香门第。她对于文学和写作的挚爱，有爱好文学的父母的遗传，更重要的影响来自晚清秀才、古学渊博的外祖父和出身诗书之家的外祖母。
在饶芃子三岁时，父亲就离家参加了革命，几十年后才父女相见，母亲也忙于工作，与子女聚少离多，饶芃子的童年和少女时代，都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的。外祖父戴仙俦通晓经史又精于诗词，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识力极高，对新文学也很支持，是潮汕一带知名的文人和书法家，外祖母也出自读书人家，自幼受诗书礼乐的熏陶。在外祖父母的影响下，四五岁光景，家中长辈就教饶芃子认字，读《唐诗三百首》。由于天资高，饶芃子很小时就能识字背诗，深得祖父母的喜爱。
敦本堂八年的田园、诗书生活，不仅培养了饶芃子对文学的执着信念，更造就了她敦厚、达观、温柔而坚韧的性格。而母校潮州一中，则给了她多种文学营养的补给，是哺育她成长的文化知识摇篮。正如她在《我的自画像》中所言：“我生长在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他们年轻时都编织过文学的‘梦’。大概因为遗传的缘故，我自幼就有一颗敏感的心……我从小就习惯于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自己在生活中不能得到的东西。文学帮助我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生，我一直相信人生中不能没有文学。”
正是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诗意浸润，使饶芃子坚定了对文学的追寻，高中毕业时坚定地报考并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也正是由于这诗意的浸润，使饶芃子纯情的文学梦想虽历经风雨却从未消逝。
1957年，饶芃子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跟随王起先生进修宋元文学史。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她调到暨南大学工作，跟随肖殷先生主修文艺理论。20世纪60年代初，饶芃子开始在广东文艺界崭露头角。
改革开放以后，饶芃子满怀激情地投入了新时期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她对前一时期的中国文艺理论现状进行了反思，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意义作了新的思考，发表了《论形象大于思想》《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马克思、恩格斯论悲剧冲突》等系列论文，引起学界的关注。
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家，饶芃子似乎与诗人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她的评论集《心影》《文心丝语》等，显示出令人赞叹的对艺术形象的捕捉力和感应力，而且有一种诱人的诗情、诗味和诗韵在其间律动、流溢。她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余虹把这种缘情而入理的批评方式称为“我性话语”，认为“它在本质上是诗意的”。她的评论，重视作家对现实和文化现象的审美思考，是自己对作品诗性感悟的表述，是一种与作者文心的“对话”，亲切而自然，因此被批评界归为“婉约派”。正是这种评论特点和姿态，她被称为“诗性批评家”。
饶芃子对文学的挚爱和婉约的批评风格，赢得了学界的认同和学生们的喜爱。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在给她的《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作序时所言，饶芃子的批评文字“有一种对文学的纯真的爱在字里行间流注着”。她的学生、现任《香港文学》总编辑蔡益怀也说：“饶师是用整个生命去拥抱艺术的诗性批评家、诗人理论家，同样，她也以一颗‘诗心’去点化后学，激活我们沉睡的艺术心灵……我为自己有一个整个生命都跃动着艺术心灵的老师感到幸运和自豪。”
文字间“爱的流动”，批评中的“诗心”“诗情”，与作者“文心的对话”，成就了饶芃子“诗性批评家”的美誉。
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
2015年4月，巴蜀大地春意盎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四川大学颁发“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奖者是乐黛云、饶芃子、陈惇、孙景尧、严绍璗、谢天振、刘象愚、孟华、钱林森等九人，均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一度有“北乐南饶”之说，饶芃子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之功可见一斑！
在获奖感言中，饶芃子回顾了自己与比较文学的结缘：“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我校外国文学教授、著名越南文学研究专家黄轶球先生的启蒙和指点，还有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的推动，才有幸‘结识’比较文学，在‘跨界’的探寻中不断感受比较文学学科的魅力。近30年来，我主要做得是比较文学与文艺学、海外华文文学交叉、互动的研究工作，自认是一个在比较文学‘边界’耕耘的人。”
被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却称自己是在比较文学“边界”耕耘的人，饶芃子自谦的品格与严谨的治学态度让人折服！而她不断开拓进取的“跨界”研究，既贯穿着其治学领域不断深化的原则性考虑，也不乏历史的契机和命运偶然的作用。
1957年留校中山大学时，由于挚爱古典文学，更由于詹安泰、王起两位教授的启迪和引导，她对宋元文学具有浓厚兴趣，留校之初便跟随王起先生的研究生一道进修宋元文学史。但1958年她被调到暨南大学工作后，由于工作需要，需跟随著名文艺理论家肖殷先生研修文艺理论。对于这样的改变，饶芃子心里不无纠结和矛盾。多年以后，饶芃子教授对学生说，“对于这一改变，我曾伤心地哭了好几次，是肖殷先生的一席话，打开了我的心结。他说，‘文艺理论是探索文艺创作、文艺发展的规律的，它的研究对象是古今中外的文艺现象和作家作品，有古典文学基础对领会和掌握文艺理论是很有好处的。你的那些古书依然有用，不需要用眼泪同它们告别’”。事实证明，肖殷先生的预言是正确的，饶芃子的“诗性”批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古典文学的功底，而她开创的“比较文艺学”研究方向，正是建立在中西古典文论研究基础上的。
20世纪70年代末期，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复兴，饶芃子以特有的学术敏感，于80年代中期就从文艺学延伸到比较文学研究领域。1986—1996年间，她组织了五次学术年会和粤港闽比较文学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大大地推动了广东地区比较文学的发展。在这期间，饶芃子主持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中西戏剧比较”，主编并撰写《中西戏剧比较教程》。该书于1989年出版，填补了学术界的一个空白，被知名比较文学学者谢天振教授称为中西戏剧比较的“拓荒之作”。
从中西文类比较研究做起，在中西戏剧、小说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之后，饶芃子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在比较诗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并向纵深推进。她先后出版了十多本比较文学著作（含与人合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西戏剧比较教程》《中西小说比较》《中西比较文艺学》《比较诗学》等。其中，收入《比较诗学》中的《论中西诗学之比较》，是饶芃子有关比较文艺学的一篇纲领性论文。她认为，中西诗学之比较不是以一种诗学模式去“攻克”另一种诗学，而是突破各种界限，作“文心”上的沟通，必须坚持一种跨文化的诗学立场去构搭“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在比较中寻找中西文论的“同”和“异”，做到“借异而识同，藉无而得有”，找出文学的共同规律，也认识各自的特点以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产生的文学的特殊规律，从而进一步实现中西诗学的互识、互证、互补，为建立更具世界性的现代诗学理论探索道路。
饶芃子对于“比较文艺学/比较诗学”的开拓之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认同和赞誉，如著名文艺理论家蒋述卓教授所言，“她将比较文学的世界视野和比较的方法引入文艺理论研究，拓展出比较文艺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辛勤拓垦，饶有收获”，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宋剑华则说，“饶先生率先创建了‘中西比较文艺学’方向，从文体学和文艺学等方面入手，探寻比较文艺学的内在规律。先生所做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不仅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同时更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我们这一代学者几乎都是先生比较诗学思想的受益者”。不仅在教学、科研上勇于“越界”和创新突破，饶芃子在学科建设上也不遗余力：1993年她领衔创建了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这是当时长江以南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也是国内第一个“比较文艺学”方向的文艺学博士点。以她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从比较文学、汉语诗学的角度切入文艺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享誉海内外的学术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学科点的建设和发展：1993年被国务院侨办确立为部级重点学科，1995年被批准为广东省重点学科，1996年被列为“211工程”建设项目，为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迄今为止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厚实、坚固的基础。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耕者
2021年的深秋，饶芃子得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她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功结项，为她几十年来为之呕心沥血的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而饶芃子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结缘，与暨南大学这所百年侨校的学科特色与优势密切相关。
暨南大学具有“华侨最高学府”的美誉，其办学使命是“宏教泽而系侨情”，办学方针是“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迄今已经培养了40多万人才，校友遍及五湖四海。正是这样的历史积淀，使历代暨南人不忘初心、薪火相传，在华人华侨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领跑全国。20世纪80—90年代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学界勃兴之时，暨南大学就成为其发源地，而作为该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和中文系主任的饶芃子，在8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30多年以后，饶芃子这样解释自己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原因：
“在从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教研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具有多种中外文化复合的跨文化特色，与比较文学有一种不寻常的天然的学术联系，于是将其作为比较诗学的一个对象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当中所蕴含独特的跨文化诗学命题，进行解读。”
这段回顾，一方面体现了饶芃子作为卓越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学术洞察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她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是其比较文学研究的自然延伸，是具有学理关联的“跨界”。她敏锐地认识到，作为跨语言、跨文化、跨国别的最佳文学样本，海外华文文学进入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是必需的。同时，她提倡用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方法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并且早在1994年就率先提出将海外华文文学与海外华人非母语文学“打通”研究。她的这些倡导，得到国内学界高度认可。1996年，在“中国比较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是比较文学即将要去拓展的领域”。此后，在各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均设有“海外华人文学与离散文学的研究”或“异质文化中的海外华人文学”圆桌论坛，成为与会海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2003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7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被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20年来的学术开拓和创获之一提出来。在2007年出版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中，“多元文化中的海外华人文学”作为专章进入高等学校专业教材，助力人才培养，在更大程度上显现出生机与活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饶芃子为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学科”意义上的存在进行了大量的原创性研究和论证，并且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90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研究》等。她认为，开展海外华人文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诗学问题研究，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探讨中华文化和文学通向世界的特殊文论领域，是学界应当重视并进一步去拓展的新的学术空间。这些前沿性的理论探索，促进、领跑了国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2009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饶芃子和杨匡汉主编的国内第一本《海外华文文学教程》。该教程入选教育部“十二五”普通高等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奖。已故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会长、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曾敏之先生高度肯定了该教材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教学及研究的贡献，“《教程》为高等院校从事教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指南，对华文文学的历史脉络和特性作出了如探骊珠的求索，既有筚路蓝缕的精神，也不失高瞻远瞩的观点，从教育内涵到凝聚民族力量均作出了可贵贡献”；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张炯则认为，“史论性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渊源、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各大华文文学版块的历史概貌、特色，均作了有深度的论述，有助于高等院校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系统讲授”。
2011年10月25日，对饶芃子来说又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她作为首席专家领衔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获得立项！这是全国第一个针对海外华文文学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是对百年海外华文文学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展示其历史轮廓、发展轨迹和整体风貌，并从中总结出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明确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坐标。课题组经过8年的钻研，终于以五卷本的厚重结项成果圆满完成任务，进一步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更有助于推进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
从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饶芃子退而不休，继续深耕在“跨界”的学术园地，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和学术团队培养上都作出了彪炳文学史册的杰出贡献！
爱心淙淙的“学术母亲”
作为大学教授，饶芃子的师教之道尤其值得一写！她是爱心淙淙的“学术之母”，是众多学子心中“一幅永恒的画卷”！
60多年的执教生涯，饶芃子不仅把教书育人当成一门艺术，其间灌注了自己的激情与智慧，她更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生命的延续，对学生注入了超乎寻常的爱与关怀。她说：“我从来不把学生当作人生的匆匆过客，而是把他们当作我学术生命、情感生命的一部分，我爱他们，他们在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我就有了一种常人没有的欢乐。”
把学生的发展和成就看成与自己生命相关的东西，为学生之乐而乐，为学生之悲而悲，这就是饶芃子作为人师非同寻常的地方，这也是她为师之道成功的秘诀。
饶芃子对于世界的博爱与施予之心，来自天性，更源于家教。自小，外祖母就教导她要同情弱者、残者、贫穷者，要乐于助人，告诉她“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能帮助他人是我们的福气”，而外祖母自己对家里的佣人、对上门乞讨的贫者都竭力帮助。正是外祖母的言传身教，培养了饶芃子对于他人与世界的宽容、同情与博爱，使她作为人师，却从来不高高在上，始终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交流和互动，始终能第一时间关注到学生的学业得失，生活困难，并总能给予最及时、最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爱出爱返，饶芃子对学生的倾心付出也得到了学生们爱的回应。如今的每一个教师节，每一年的生日，总有学生们的贺卡和满屋的鲜花陪伴着她，百合、玫瑰、君子兰、杜鹃……花朵的娇艳和馨香表达着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和爱戴！在美国、加拿大生活了30多年的昔日硕士生曹文静说出了众多饶门弟子的心里话，“饶老师是我心灵上一幅永恒的画卷，离开她，总有一种离开母亲的感觉”。所以每年的母亲节，饶芃子总会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昔日学生的母亲节祝福！众多饶门硕士、博士把饶芃子老师当成自己的“学术母亲”，将自己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归因于“学术母亲”的正确引领、严格要求和不遗余力的提携！
作为“学术母亲”，饶芃子治学十分严谨，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虽然她已经做了几十年教师，对自己课堂讲授的内容早就熟稔于心，但她每讲一次总是要重新备课，力求教给学生最新最前沿的知识。她说，“我不能教给学生发馊的东西”。正是这种自谦与不满足，使饶芃子所上的每一堂课都成为学生细细咀嚼的经典！在课堂之外，她对学生的每一篇课程论文和学位论文都会细细批改并当面讲解、交流，认真倾听学生的反馈并作出高屋建瓴的指导。对此，昔日博士生、现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专职副主任朱巧云教授深有感触地说，“跟老师面对面讨论过几次论文之后，自己就在论文写作上开窍了！对于如何选题，如何引出话题，如何叙论结合、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都有了非常切身的认识！”
饶芃子对学生的“出品”要求严格，一旦学生的学术水平达到了一定水准，她定会不遗余力地把学生推举出去：或带他们参加研讨会，推荐给相关的学术前辈，或把学生的好文章，推荐给合适的学术杂志。但她坚持一个原则——帮可帮之人，如果水平不达标，一定不予推荐！正是这样既严又爱的“学术母亲”，培养出了获厦门大学应锦襄教授美誉的“骁勇善战的饶家军”！
从1957年至今，从康乐园到暨南园，一个甲子过去，饶芃子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各层次人才，活跃在文学界、文化界、传媒界、高等院校及各级政府部门！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成为所在领域的中流砥柱！
饶芃子曾谦虚地称自己为学术上的“边缘人”和“跨界”者。的确，从古典文学到文艺理论，从比较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她总是勇于突破边界，锐意创新，在学术的交叉地带和“边缘”地带开拓自己的新领地。作为新的学术领地的“拓荒者”和领头人，她种上一棵一棵小树, 培植一片一片幼林。如今看来，她所开垦的学术新领地已蔚然成林，如她美丽的名字一样，芃芃地生长着，长得那么茂密而旺盛！
（作者系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