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的生长呼唤着理性的研判，中国政治的探索也提供着生动的经验，而实际中，既有研究与中国现实的脱节却是普遍存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科学化研究方法的焦虑，以致淡忘了真正需要探究的问题。

　　方法“焦虑”

　　常见的“焦虑”至少表现在：不管我们是否真正地应用方法，都或多或少要考虑流行的科学方法样式；不管我们书写和回答的是什么样的论题，自我审视时，也免不了暗自“自惭形秽”或“自我辩解”一番为何没有数据、图表、模型和分析。

　　在史学都开始量化的年代，对于科学方法的追求也许在所难免。关键在于，科学方法如此高歌猛进，我们对事实的发现和认知却正悄悄后退。当然，好的研究路径可让研究事半功倍，科学的方法能够发现不易捕捉的规律性，使得研究成果因此而日益丰富且更有说服力。然而，方法逐渐精致和复杂，研究工具箱日益充实和高级，却并未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对“中国政治”的认知。相反，日趋内卷的研究正在日益丧失开疆拓土的魄力。

　　方法崇拜的“紧箍咒”

　　为何“工具箱”的充实并未真正促进对事实的发现？

　　这固然有选择的问题。毕竟，研究中国政治需要处理的有自然科学的范例，也有社会科学的范式；有来自中国传统的“直觉主义”“伦理主义”，来自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最新范式，也有历久而弥新的经典分析工具……研究路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它们常常又不赞同“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喜欢“乱花渐欲迷人眼”，无法“贯通”也经常来不及被真正掌握。

　　还有适用性的问题。研究者往往习惯于撇开问题而跟风方法，又或拿着一套方法“乱入”问题，甚至因为不同路径而杯葛。也有不少研究者沉溺于方法升级，忙着为方法而数据，为方法而样本，为方法而假设……可其中却少了几分对事实的有力发问、对问题的真正好奇以及对答案的深刻质疑。

　　不过，更需考察的是，假使我们用最精准恰切的方式分析和发现政治现象，情况就会好吗？十有八九也不会。因为我们需辨明的，还有“树木”和“森林”的关系。就学术研究而言，科技工具未见得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更为重要。若把中国比作研究的丛林，当主要精力被用于发现和使用高科技、现代化的舶来工具，甚至力图锯掉而非看清那一棵棵树，那自然无暇顾及眼前的森林，思索要走的路径和可能抵达的目的地。

　　当然，社会科学的兴起得益于对“科学方法”的高度自觉。基于这一自觉，以美国为“领头羊”的政治学又把“方法论”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度带来学科的极大繁荣。可是，政治学是实践性的知识。政治的理性，最终要落在人类的感性里。即便是笛卡尔也会坦陈，道德、政治和艺术是无法完全用机械规律解释的。这些年，美国甚至发起“改革先生”运动，即反思“方法霸权主义”。因为他们发现，科学崇拜和方法中心，最后如同一个“紧箍咒”，带来的是政治学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也带来了政治学研究与时代所面临紧迫政治问题的日渐脱节。

　　于中国而言，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多样化，确实引入了很多有趣的新元素。但附加效应也有很多，诸如困扰国外政治学多年的定性和定量之争，以及碎片化的研究趋势。不少学者认为，研究“工具箱”的丰富，并未增进理解中国的力量。说到底，关键在于研究者需要优先读懂“树木”和“森林”，而不能只盯着手中的工具。假如丢弃了“对象”和“问题”，再科学化的方法都只会“劳而无功”，而不能成为真实的研究工具。

　　“问题”更加关键

　　科学方法和数据分析无疑是重要的。现今的大数据分析，或为我们的研究乃至人类社会带来革命性改变。这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需要给予方法训练以足够的重视。

　　然而，事有始末，“问题”更加关键。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百年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尚需要更加学理化的叙事来加以表达和理解。对于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治的时代命题，我们需要在自身的历史—社会—文化框架下，在对地方性的肯认中展现“世界性”。面对西方现有的知识体系，要回答，或者说界说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众多“概念”进行学术史的重述，并在新的框架下对问题进行重思。

　　近年来，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的兴起正在于此。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夯实根基；只有在历史和日常中找到经得起考验的答案，才能建立整体性认知。立定了脚跟，看清了整体，方能更好地拿起一套工具，计量这个世界，发现其中的原理。若是颠倒了次序，但行方法，不问前程，如何不反复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又何时才能真正洗去“拿篙撵船”的颓唐？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