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侃新著《唐代书手研究》以敦煌文书和唐代墓志为材料基础，与传世文献互证，围绕身份与职能、仕履与生活、教育与艺术三个主题展开，开书法学术之先。为这些对书法有着特殊贡献的书者群体树碑立传，这也是书法文化研究新开辟的重要领域。精英与草根是书法命运共同体，交相辉映才是完整的书法发展史。

　　工匠书手：艺术史领域的人文情怀。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生活之中用以情感交流与抽象表达的特殊方式，地域上的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情感交流方式与表达方式往往在特定的生活圈层与文化背景影响下具有独特的表现和差异。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体现出来，获得真正的存在意义。在艺术史领域更是如此，文化多元观念意味着不同文化圈层的艺术活动不能局限于同一种衡量和评价标准，即肯定了与主流上层文化截然不同的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

　　唐以前，金石书迹多不著书者名，甲骨文的书刻也多由贞人卜师的助手完成，大批简牍多出文吏之手，写经刻经为经生所书。笔者曾跋“汉三颂”（《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汉石多文吏书丹，创隶书辉煌，居功至伟，应铭记史册。”至于国家制度层面的文字书写大多由书手完成。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书者群体，长期被忽视而无人问津。从这一层面上看，《唐代书手研究》一书，凸显了艺术领域研究的人文情怀，试探着将长期以来聚焦于拥有话语权的上层文化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的文化生存状态，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思维模式的创变。

　　深入文献疏证：书学研究的史学路径。对问题的深入研究，首先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深度解读上。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研究和诠释。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不断发现真实存在的史实，用历史经验加以分析归纳，成为人们对人类社会当下现实及未来未知的可能借鉴。历史是延伸的，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文明的轨迹。作者周侃历史学背景出身，良好的史学学术规范修养，使得她对搜集文献、整理文献有着游刃有余的自信和执着，极尽可能搜集查阅了不知其数的敦煌文书、唐代墓志以及各类史籍文献，并借鉴运用了相关新材料，同时善于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对史料的甄择注重史源的辨析和拓展以及“史事”本身的梳理和发掘，在目前书法研究领域，对此尚缺失应有的关注度，因此也使得该书具有了特色。比如对官书手员额的辨析，综合《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唐六典》《通典》《册府元龟》的种种记载逐一分析，态度严谨；如对书手家世谱系的探究，补充书手家族那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支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勘补《元和姓纂》的相关内容，不将史料作为单独的只言片语孤立看待，而是试图在历史的环境中考察其意义，颇有新见。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通过史学爬梳，从艺术学角度探寻书写者个体素质与集体素质、个体师承取法与时代书风、个体的迁移与群体的交流等一系列因素，考察书写者群体内在的相互共通性以及作品中的稳定性特征，揭示书写者群体书写形式与技巧的趋同和书写者主体的内在精神尤其是社会心理变化之间的呼应关系，同时也为当代的书法理论研究、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提供历史借鉴。

　　从书手到唐代书法：艺术史研究的实证到融通。周侃研究方向涉及史学、艺术学两大领域，擅于在多学科的交叉互通中做出思考，这在《唐代书手研究》一书中可见一斑。如将书法史与文献学相联系，结合正史、笔记、小说、方志、碑刻、时人文集等史籍文献以及敦煌文书和新田土墓志资料等综合考察和辨析，系统整理了此期间可考的有名书写者以及无名书写者；如结合制度史、社会史研究方法，考察书写者的社会地位、从业状况、婚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层面，试图还原那个时代普通书写者的生活原貌。又如以制度史、政治史和艺术史为基础，运用“历史—文化”的方法，将书手书法与政治统治、职官制度、文化思潮、书体演变、书风变迁结合起来，从而论证政治与书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再如从地域空间的视角，广泛梳理相关文献，特别是考察近几十年新出的墓志文献，借鉴地域文化研究方法，以朝代为经、地域为纬，尝试罗列出唐墓志的空间分布及书体情况分布图，探寻其空间的特征及其形成发展原因。

　　书法是汉字书写艺术，是汉字表意功能与艺术功能的统一。凡汉字及其书写都与书法相关，应当以大文化的视角观照书法。古代的书史书论“眼睛向上”，着力于典范的树立、艺术的审美、精英的塑造。清代崇碑书法兴，眼睛开始向下，不仅关注北朝石刻书迹，连同唐以前直至先秦的金石书迹也引起重视。近百年来，闻世书迹日多。甲骨文、青铜铭文、碑碣墓志、简牍帛书、砖瓦陶文、写经刻往、官私文书等，也都纳入书法领域。然而，对这些书迹多注重其书法的艺术价值，很少关注其书写者群体的状况。作者通过全面梳理“唐代书手”这一特定群体，全面呈现了唐代无数无名书手的生存状态和书法风貌，对唐代书法和文化的关系是非常有价值的补充。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