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1906—1969），原名谭毓君，广东台山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共党史学科重要奠基者。1919年，何干之进入广州广雅书院，后转入岭南大学附中就读，广泛地接触五四新思潮。五卅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反帝运动中，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何干之创办秋明书店，出售进步革命书籍，宣传革命思想。1929年，何干之远赴日本求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何干之与旅日留学生发起罢课运动抗议日本侵略行径，在遭受日本警察迫害后，愤而回国。何干之组织广州文化大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接受上海文总领导。积极参加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出路。1934年，何干之在许涤新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何干之不得不再次远走日本。此次赴日，何干之有计划地了解日本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动态和对华政策的动向。1936年春，何干之回到上海，恢复党组织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组织召唤下，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任教。从事革命干部教育和党的理论研究工作，提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编写革命史教材，培训师资力量，为中共党史专业的成立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代表作有《列强支配中国的经济网》《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刘邦与项羽》《官场古今录》《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得出基本规律，再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与升华，这是实践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系统总结，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何干之在阐释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具有独特的心得。他“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培养党的理论、教育干部方面献出了毕生精力，作出了很多贡献”，被称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家”，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也作出重要贡献。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
1919年，何干之考取广州广雅书院，后转入岭南大学附中。1923年，因无力支付学费，辍学回乡，担任昌明小学校长。1925年，革命的浪潮已经席卷广州，何干之深受共产党人的感染，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籍。当时，他不再迷恋梁启超、胡适，开始广泛阅读陈独秀、李大钊的时事评论文章，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大学，在校大量阅读革命书籍。大革命失败后，何干之回到家乡创办秋明书店，出售进步书籍，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29年，他前往日本，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和明治大学。在日本期间，何干之密切关注日本社会思潮的动向，比较直观地感受日本政治、社会、文化的运作机制和实时动态。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面临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污蔑马克思主义为外来学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五种不同的形态，从理论上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适用性问题。该书一出版，就在理论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交锋。1931年，王礼锡任《读书杂志》主编，开辟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陶希圣、胡秋原、王礼锡等人以此为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攻击。何干之积极加入论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当下中国面临的革命任务、中国未来的革命走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比较科学的回应。
九一八事变后，何干之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治运动中，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罢课斗争。何干之回国后，返乡教书，在《台山县立中学周报》上发表《日本与东三省》，分析日本侵华的经济动因和帝国主义性质。“帝国主义是世界被压迫大众的共同敌人，我们又大声疾呼：‘联合以平等对待我们的民族，打倒帝国主义。’”1932年秋，何干之到广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在此期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矛盾，用翔实的资料论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内因，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因多次批驳国民党的错误主张，何干之屡次遭受国民党迫害。1934年，何干之辗转来到上海，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经许涤新、王华介绍，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何干之再次前往日本。此次赴日，何干之集中关注日本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动态，将日本的学术前沿问题引入国内。他与林为梁组织左翼文化团体——东京文总，重点学习与研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社会史。旅日期间，何干之前往千叶县拜访郭沫若，请其对东京文总进行指导。年底，因经费不足，加之日本警方骚扰，何干之返回国内，在南京一所中学任教，讲授国文和经济学课程。
1936年，何干之前往上海，与周扬取得联系，恢复党组织关系，负责党团工作。其间，他发表《列强支配中国的经济网》《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学术专著，深刻剖析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掠夺，以及革命爆发的必然性。为了彻底摆脱沦为列强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中国就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在经济和政治上实现彻底的独立自主。日本发生“二二六兵变”以后，内阁军事化倾向明显。何干之在《广田内阁论》中，深刻地分析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更加疯狂的对华外交和军事政策。日本的大陆政策是南北并进，“不是单纯南进，也不是单纯北进”。英国企图绥靖日本，鼓动其北进的迷梦终会被铁拳打破。何干之批判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虚伪，警惕美国通过白银协定来控制中国金融和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势必导致帝国主义在华竞争和矛盾加剧，“新的进攻，造成新的形势，新的形势造成新的结合”。“目前是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代”，“必须使全国人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有知识的出知识”，共同应对民族危机。
1937年，陕北公学在延安创办。为夯实师资，中共中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抽调文化健将，到陕北公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根据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办事处将何干之、艾思奇派送延安。10月，何干之、周扬、艾思奇等人经过八路军驻南京、西安等地办事处，奔赴延安。在西安办事处，何干之等人停留一周。邓颖超、林伯渠与这批文化健将会面并合影，延安的报纸称他们为“新启蒙运动健将”。抵达延安第二日，毛泽东、张闻天请何干之等人吃饭，听取上海文化界斗争情况的汇报，鼓励他们在延安继续新的创作。“由上海到延安是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在延安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何干之克服各种困难，满怀激情地阐释和宣传党的理论和政策，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的干部和战士。他们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民族不屈的脊梁。
首提“新的民主革命”概念
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政治上取缔、军事上消灭，而且从思想和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围攻。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东方社会，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何干之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现实政治，回应了为什么中国不能靠内在条件发展资本主义。他认为，英、法、德等国的封建社会扎实地播下了资本主义种子，通过正常的序列过渡到更高的社会形态。日本封建社会在外来资本主义刺激下，通过明治维新走向资本主义国家。而印度在资本主义入侵下彻底沦为殖民地，中国则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奴隶制度发展不完全，变成公社的残余留在封建社会，阻碍着资本主义先决条件的成熟，是中国社会停滞的根源”。“中国已经坠入半殖民地苦海”，不能按照正常的演变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中去。“在帝国主义的高压下，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开花结子，而只降为一个半殖民地，或由半殖民地再降为全殖民地。”何干之通过对比苏联、日本和中国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运用唯物史观，理清了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混乱认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主义和奴隶制的学术争论，对政治时局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系统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干之分析和总结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成果，认为中国古代从周代到晚清社会划归为封建社会，这种封建社会只有政权的轮替，而无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根本在于封建的农村公社制度，这是封建专制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在政治上体现为专制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极力将大多数农民束缚在农村土地上，阻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才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缓慢演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难以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即便是在科技和工业领域取得零星的进展，也只会为少数人所消遣，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民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中，不能独立自主发展，而是充当帝国主义在华中间商和代理人的角色。只有通过新的民主革命，在农村实现土地改革、在城市实现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当前任务和未来的出路。何干之还将苏联、日本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争论进行研究和梳理，比较系统地归纳和总结革命理论的新进展。
何干之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但是，中国当下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特质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不是典型意义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的革命可以“在先进工业国家的援助下，不通过资本主义而和平地转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短期内的革命前途也不是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存在一个“新的民主革命”。这个阶段的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主义”，主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在此基础上，“再来第二着”，解决社会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在革命动力方面，“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工人对帝国主义”，“军阀与市民阶层的抗争”。何干之的研究有力地阐释和呼应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关于阶级矛盾、革命对象和依靠力量的主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革命经历的阶段归纳为，“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科学准确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既有所区别，又有进一步发展，有力地反驳了国民党有限革命理论的错误主张，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何干之的理论阐释，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提供了思路和灵感。
用唯物史观阐释中国民族史
来到延安后，何干之有更多的自由和条件进行理论研究。在教学之余，他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民族文化史》，拟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史概论》。以唯物史观对历史上的民族文化融合进行分析，并将计划写信汇报给毛泽东。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热情地给何干之回信，肯定其计划，并提出建议：“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你又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去做”，并建议何干之，“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最后，毛泽东提醒何干之注意将封建统治者“兼弱功昧”“好大喜功”的政策进行批判，而对类似班超抵抗侵略的事迹要加以区分。
毛泽东在给何干之回信中提到的主张，在新民主主义理论论证时更加系统和完整，并提出革命的民族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主张借鉴和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包含西方古代优秀成果，但是反对全盘西化理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对此，必须对中国古代文化尽心研究和筛选。在方法论上，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批判和分析，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分析事件和评价人物，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动因，保持民族历史的完整性，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在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必须为劳苦大众服务，人民一旦掌握了思想的武器，就会转化为革命的行动。“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
何干之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史进行研究和分析。“没有史的物本论的常识，没有世界史的常识，读中国史是不行的。”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阐释民族历史。重在探讨历史兴衰背后的动因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史的物本论指示我们，历史上各种社会的内容，他们互相转变的规律是怎样的。历史指示我们，历史的规律，怎样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所以史的物本论是历史的方法，历史是史的物本论的因应”。何干之发表的《刘邦与项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肯定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革命性，并解释农民起义失败背后的原因。“历史上起自草莽之间的平民领袖，初举义的时候是代表着民众利益的，但一到大权掌握在手上之后，政权却又逐渐变了性质，这是自秦汉以来历史上的公例。”对比刘项之争中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古今交融，借古喻今。“萧何真是一个能言又能行的政治家，他倡导根据地的思想，而自己却又是根据地的建设者。”历史研究的人物和事例都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读起来妙趣横生。在《官场古今录》中，何干之将晚清官场乱象与当时国民党内不良政治风气做对比，“20世纪初年，清国已到了末运，所以官人们就只有压迫百姓的本领，他们的辣手是刑罚和监狱，他们的本性是贪鄙与狠毒。这是官僚的写真，而国民党的官僚机构，又把这种形态，加以扩大‘再生产’了”。何干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阐释民族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方面也产生重要影响。
奠定中共党史研究基本框架
中共党史学科发端于延安时期，与整风运动有密切关系。延安整风运动中，有组织地对党的历史上路线之争进行甄别和定性，并将党史研究和学习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学习党史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在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发表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和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何干之认真学习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向党中央写信表明自己坚决反对王明错误主张，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陕北公学特设“中国问题”研究室，何干之任主任，讲授“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运动史”“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947年9月，何干之在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解说”，运用党的历史上的事例进行理论宣讲，受到普遍欢迎。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伊始，便组建了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何干之为主任。10月，他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他为前来培训的高校教师讲授革命史，培养了一批师资骨干。1951年7月2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学习和整理党史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进。何干之接受委托，编写《中国现代革命史》。这部教材参照了苏共党史写作范式，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1954年出版发行，累计发行160余万册。何干之将中共党史研究的时间起点界定到五四运动，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作为脉络，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作背景，突出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该书的理论分析架构对后来党史研究影响很大，后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基本上延续了这一理论分析范式。
何干之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他走上革命道路后，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评价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观点。1955年，何干之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56年，高教部评选出6位历史学一级教授，何干之是唯一的中共党史专业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历史系，何干之担任系主任，该系下设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基础两个专业。195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设置中共党史专业，开始招收本科学员。从1956年到1966年，共培养700多名毕业生。其中，很大一部分走上教学研究岗位，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何干之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纯洁性。1959年初，开设“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课程，科学完整地阐释毛泽东思想，抵制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1963年，何干之受邀赴阿尔巴尼亚讲学，讲授的内容整理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出版，并译成俄文，广为流传。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委托何干之写一本《蒋介石传》，向正在寻求民族解放的国家介绍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资产阶级合作的经验。成书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但亦未能出版。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何干之依旧表示：“我还要研究党史，希望还能为党工作10年。”1969年11月16日，何干之病逝于京郊沙涧村。直到1980年，他的遗作《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才公开出版。其他手稿也经刘炼整理，编成《何干之文集》付梓。
何干之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致力于在理论层面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取得了积极成果。组织审查报告指出，“何干之同志是理论教育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以开阔的视野审视苏联、日本和中国国内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争论，积极参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论战。以唯物史观分析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民族文化史和经济史。善于用经济和社会的视角来分析历史问题，并将结论和时局相结合。他积极研究和宣讲毛泽东思想，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编写革命史教材，培训师资，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华通讯社新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