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畏的金先生
2021年08月18日 10: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18日第2232期 作者:叶秀山

  我上大学时,金(岳霖)先生是哲学系主任;分配到哲学研究所工作时,金先生已到所里任副所长;哲学研究所搬到城里干面胡同后,我们又在一个大院宿舍做邻居20多年,可是,金先生对我说来始终是个谜,常有神秘性,也有几分神圣性。

  金先生的学问对我来说是太高深了。一方面他是逻辑学大权威,是中国逻辑学的一代宗师,而这门学问我一直觉得太严格了,多次想集中学习但总是半途而废;另一方面,我知道,金先生的学问又很渊博,古今中外,人文艺术,都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修养,令你和他谈话时感到自卑,感到自己的无知。

  另外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我听说,老清华的教授常喜欢才能高、天才式的学生,而老北大的教授则常是有教无类的。我也常听说,金先生特别喜欢沈有鼎先生,认为他是天才,等等。我当然只有一般的天分,年轻时连用功都谈不上,所以对金先生一直有敬畏之感,不敢过于接近。

  这样,我对金先生的了解就非常表面,非常肤浅,而且多半还来自道听途说。

  金先生原本是学西方的政治理论的,深知那一套的虚伪性;在新旧社会对比的生活中,又真切体会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光荣、正确、伟大,这是我们后辈应该努力学习的。在当时,我觉得金先生在老学者中是最进步的,连我们年轻人也比不上他。

  金先生绝对不是“人云亦云”的人,即使在学问以外的事,也是如此。

  记得大概在60年代,干面胡同大院小孩已经很多,常在院子里嬉闹,楼里有些老先生觉得太吵,没法工作,想联名写封信请什么地方来管一管。联名信到了金先生那里,金先生不签名,说,“以后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靠这些孩子们呢”。我听到这个事后,感动得不得了,觉得金先生的确与众不同,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当时我住在前院平房,我也不怕窗外小孩闹,所以同情金先生。

  在我心目中,金先生永远是与众不同的,连他的外表的生活方式也是与众不同的。

  新中国成立后,金先生工资高,没有家庭负担,生活条件是很优裕的,对这一点,金先生很自觉。听说他以高价买了一顶真裘皮帽子——当时这种帽子很少,说这样可以让国家赚回钱,自己作点贡献。我想这种感情是很真诚的,因为他并不常戴这顶帽子。

  很多年以来,金先生坚持每天都要出门的。起初他走路步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包了一辆平板三轮,每天拉他出去转。他坐在平板三轮上的样子怪极了。不过,他每天如此,慢慢地,院子里的人也就见怪不怪了。只见他经过前院时,一帮小孩高声喊他“金爷爷”,他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向这些小朋友们“喔喔”地打招呼,几乎天天如此。所以,尽管我很少到金先生家去,但每天都能透过窗子看见他。

  金先生夏天喜欢穿西式短裤,也很有绅士风度,冬天则喜欢穿中式大褂,当取其保暖性能好之故。

  据说,饮食方面金先生相当讲究。他喜欢吃西餐,这是贺(麟)先生告诉我的。我看他家里长期有位叫老汪的西餐厨师,也能想象出来。贺先生跟我说,凡出国留学的都讨厌吃西餐,只有金先生例外。贺先生还说,他在美国时连中国的酱菜都想吃,所以贺先生请我们吃饭——那时贺先生经常请研究组里人聚餐,首先提出的条件就是不吃西餐。不过,我想金先生也喜欢吃广东菜。过去,贺先生请我们研究组的人吃饭大都是四川、山东、江苏的饭店,像四川饭店、同和居、东来顺、丰泽园等;不知什么时候金先生也加入我们的聚餐会,就到广东菜馆。1960 年代有一个春节,我在上海家里过的,听说组里在大同酒家吃了“龙虎斗”——当时这菜很难得。

  聚餐的宴会上,贺先生不喝酒,金先生则既喝酒,又划拳。我觉得金先生生活得真潇洒。在酒席宴上,他一扫平时严肃可畏、不苟言笑的态度,只见他谈笑风生、才情横溢,可以想见当年他那才子的风度。

  然而,金先生仍然是学术权威,一代宗师,对我仍是高不可攀的。几十年来,我侧面听到过他有时也夸过我,但仍消除不了我对他的敬畏心理。这当然是我自己的问题。

  1980年我要去美国了,这虽然也是所里安排的,但推荐信是金先生的名义,而且对外国我两眼一抹黑,理应去向他请教,也辞个行。记得当时我拉着余丽嫦一起去,因为我知道金先生喜欢她,拉着她壮壮胆。谁知没有几句话我就又局促不安起来。

  先是谈到英文,金先生说,你那个推荐信英文不好,我改了。的确,金先生改过的稿子,我一个字都不认得,还是现查字典才弄懂的。

  金先生问,你去主要学什么?我说,主要学古希腊哲学。没想到他老先生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其间,余丽嫦大概还说了些我这几年在搞希腊哲学之类的意思,可他最后还是说,“我看你还是去学美学吧”。当然,金先生并不知道这些年我在做什么,他只知道五六十年代以来我的兴趣在美学。不过,他老先生的这个评语始终在鞭策着我,我要改变他这个评语,一是要把英语学好,二是要不忘努力搞好希腊哲学的研究。

  如今十年过去了,金先生离开我们也很多年了,我自己也不再年轻了,工作越来越杂乱,但我还注意学习英文,对希腊哲学的研究也不敢有所疏忽。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再见金先生的,那时我要问他,您看我现在怎么样?希望他能改变他的评语。谁知道呢?但愿如此。

  (1993 年岁末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金岳霖》, 有删减)

责任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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