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时代的产物。世易时移，人事代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同时会孕育出这个时代的学术和学者。张海鹏先生出生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历经新中国艰难探索时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代，有如凤凰涅槃，从出身贫寒的农家子，成长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成长轨迹，是时代变迁的真实见证。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历史学家，张海鹏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工作时，他非常认真地说：“在这些研究中，我努力体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力求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也许读者会对我的研究提出批评，我想他们不会怀疑我在这方面所做的认真努力和执着追求。”199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个人论文集，取名《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很精当地表明了他的学术旨趣，其中“追求”一词，有“对历史真理的追求”之意。张海鹏的追求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不懈探索。

　　艰难踏上学术之路

　　1939年，张海鹏出生在湖北汉川一个贫寒农家。那是江汉平原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租一两亩水田，外加做点小生意，在早市炸油条、蒸发糕、煮豆丝。他7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的哥哥参加了新四军。父亲带着他与姐姐、妹妹生活，勉强能糊口，日子过得艰难。2015年，张海鹏曾应邀为《中国社会科学报》撰写《民国十年生活杂感》，并多期连载，以历史学家求真务实的笔法，记载了自己幼年时期亲身经历的10年民国生活，得出的结论是：“民国时期，普通人总是在生活的苦难中挣扎，难有出头之日。”这种亲历民国生活的底层人视角，无疑是对近些年来某些吹捧所谓“民国范儿”论调的辛辣针砭。

　　随着家乡的解放，新的生活到来了。张海鹏顺利完成小学、中学教育。初中毕业时，因长江大水，他暂时回家务农两年，积极参加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担任互助组记工员和农村高级合作社会计，真切体验了新社会农民的集体化生活。1959年，张海鹏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这成为新中国一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命运转折点。当时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名师荟萃，如中国古代史有李剑农先生、谭戎甫先生、唐长孺先生，中国近代史有姚薇元先生、汪贻荪先生、彭雨新先生，世界史有吴于廑先生、张继平先生等，均为当代中国史学名家。张海鹏在诸多前辈学者的教诲下，受到了严谨规范的历史学基本训练。其时，他兴趣广泛，并没有确定具体的专业研究方向。在学习中国近代史课程时，他写过关于太平天国的习作，得到姚薇元先生的较高评价；还在大学四年级时，做过中国古代史的学年论文《试论秦汉之际的游侠》，并在五年级时做过世界史的毕业论文《试论苏美建交三十年》。关于毕业去向，张海鹏本来有自己的想法，但组织上给他做了另外的安排。他认真通读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并已报名考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生，但历史系党总支推荐他报考外交学院外交研究班。他服从组织安排，放弃考思想史研究生，并顺利通过外交研究班的考试，结果却非常意外地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事后才得知，当时近代史所拿着中宣部的介绍信到全国高校物色人才，有挑人的优先权，就这样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张海鹏被挑中进了近代史所。1964年，他大学毕业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从此便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结下超过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遗憾的是，张海鹏进所工作最初的十多年，便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实际上都不能与闻学术研究。时代的洪流，个人无法抗拒。对于这段历史，他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后来说道：“1978年起，我才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了。”没有抱怨，没有忧伤，但难免有些许无奈和遗憾。十三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个体生命中焉能忽视，尤其是在一个学者的学术起步阶段，本应是“黄金时期”，却被遗憾地耽误了。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张海鹏很是淡然：“那十三年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终身难以忘怀的经历，是我人生轨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失去了十三年宝贵时光，不惑之年的张海鹏，才正式踏上学术研究之路。他从没有在懊恼中徒叹奈何，而是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在浩瀚的史海中执着地探索和追求。

　　潜心探索“三大体系”

　　1978年是一个关键年份。改革开放为学界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也焕发出张海鹏学术研究的青春之光。他在自述中提到，1978—1988年是“努力抢救失去的时间”开展研究工作的“黄金十年”。这个迟到的“黄金十年”，是重要的学术成长与奠基时期。此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行政领导及中国史学会组织工作，为研究所建设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乃至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而自己的学术研究，只能利用假期和其他业余时间。由于这些特殊的背景，使他的学术研究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特色。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其论著既有精辟的史实考辨，但更多的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思考与评论。他的主要学术旨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如何构建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分期与研究对象等重要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争，基本上延续了20世纪50年代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张海鹏先后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求是》1990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等论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学界不同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在这个论争过程中，张海鹏是坚持“两个过程”论的代表人物。针对有的学者认为“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的观点，他认为：“两个过程”论只是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并不能用它来代替或者包括中国近代史丰富多彩的内容。“毛泽东关于‘两个过程’的概括，正是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而形成的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这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历史实际、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针对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半殖民地化），而且有“上升”（半资本主义化），这种“沉沦”与“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观点，他并不否认“沉沦”时伴随着“上升”的因素，“上升”时也有“沉沦”的因素，但他不以“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为然，而是提出了先“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的新解说。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与研究对象问题，张海鹏发表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期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0日）、《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等重要论文，做了清晰的解释。以往学界多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或者笼统地称为中国近现代史。张海鹏依据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解，打通以1919年为分界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新见解，力图从宏观上建构1840—1949年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他明确提出，要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对象，并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统称为“中国近代史”。他指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可以不因“近代”的内涵随时间改变而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

　　张海鹏对于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的建构，不仅开展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而且不断地付诸实践。1999年，他主编出版《中国近代史（1840—1949）》（群众出版社）；2006—2007年，又主编出版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通史》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成果，第一次完成了一部以1840—1949年为时间范围的大型的中国近代通史。从通史的角度说，既打通了断代史意义上的晚清史与民国史的分野，又打通了学界习以为常的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野，第一次搭起了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框架。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一直是近代史研究所几代领导人的心愿。第一任所长范文澜先生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册，只是半部中国近代史。刘大年所长主编了《中国近代史稿》第1—3册，但只写到《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只能算完成了半部中国近代史。有人评论认为，张海鹏主持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的编纂出版，“实现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夙愿”，“也可说是完成了国内几代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夙愿”。这就是说，《中国近代通史》是新中国近代史研究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

　　张海鹏著作等身，但他非常遗憾自己没有一本满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著。在接受采访时，他坦承道：“说实话，我个人原来是有意在专题研究上多下些功夫，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因为长期担任行政领导与学术组织工作，他没有自己的时间做更多精深的专题研究，尽管曾经小试牛刀写了一些精彩的专题论文，也充分显示了从事专题研究的深厚功力，但他的主要学术贡献与特色还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评论，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2020年，在出版七卷本《张海鹏文集》皇皇巨著的“卷前赘语”中，他仍在感叹：“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遗憾是缺少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精深的专题研究，这个遗憾，此生恐难以弥补了。”对于个人的学术追求而言，这也许并不完满，但对于学界来说，张海鹏作为学术组织者与领导者对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历史学的贡献，足以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孜孜以求“铸魂工程”

　　学院派的学术研究如何向社会普及，向来是一大难题。自诩高明者不屑为之，于是在此多媒体时代，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就不足为怪。张海鹏的不懈努力，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2020年，张海鹏被授予“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70周年功勋作者”荣誉称号。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介绍其先进事迹时有谓：“长期以来，张海鹏致力于将良好的历史教育向青少年和社会大众的传播。”揆诸事实，他是当之无愧的。

　　2008年，张海鹏先生被中宣部任命为第一首席专家主持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初版，2020年第二版），作为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教材，向全国高校推广。稍后，他还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别委托课题，与学生翟金懿合作撰写《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作为学术普及读物，向全社会广大读者普及中国近代史知识。通过这两项工作，张海鹏向高校师生和社会大众传播自己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理念，包括正确的历史观和可靠的近代史知识，所以他乐此不疲。

　　2017年7月，张海鹏被国家教材委员会任命为统编高中历史教材总主编之一。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共分5册，其中《中外历史纲要》（上下册）是全体高中生的必修课，供高中一年级使用；另外《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经济与社会生活》《文化交流与传播》三册是选择性必修课，供高中二年级使用。必修教材已于2019年9月进入京津沪等6个省市的高中课堂，2020年9月有14省市高中使用统编高中历史教材，并将于2022年前进入全国高中课堂。

　　尽管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通史》和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但张海鹏仍谦逊地说，自己没有主持编写中学历史教材的经验，是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与教材编写组合作，顺利完成这项神圣工作的。统编高中历史教材与统编高中思想政治、语文教材一起，构成统编三科教材。习近平总书记称赞这统编三科教材是“铸魂工程”。统编高中历史教材的编写，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材建设讲话精神的产物。在讲解统编高中历史教材的性质时，张海鹏说：“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像编写德育、语文教材一样，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事关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这将使国家未来各方面事业的接班人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得良好的历史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在学校教育、人才培养方面的长远大计！”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届耄耋的张海鹏先生还在为中华民族的“铸魂工程”奋斗不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