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会学非常关注城乡关系，但它不仅仅是要研究城乡关系，同时还要以“关系”的思维来研究城市和乡村问题，尤其是关注当前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转型过程，致力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愿景。城镇与乡村从来都是相互依赖的，古今中外的差别只是在具体方式和程度上。在中国，除了我们能够看到世界各地常见的人员往来、市场交易、国家治理、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社会关联层面，还有一种基于城乡之间的权利“分不清”基础上的粘连关系。乡村从来都不是独立于城镇的社会存在，反之亦然。当我们说到一个镇或者一个城市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有城（镇）有乡（村）的“城乡社会”，千万个这样的城乡社会组成了一个“城乡中国”。近日，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江西师范大学乡村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党政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学会2021年学术年会第三届城乡社会学云端学术论坛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基层治理、乡村生活治理等议题作报告及点评。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关系产生新变化，出现新拐点。在一系列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政策的推动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除，城乡关系迎来新变局。华东师范大学文军立足于城乡融合的角度，指出高度城市化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乡村性”越来越有被媒体建构的倾向。乡村正在由生产空间向消费空间转型，传统生产功能衰退，成为叠加在乡村实体空间中多个社会、想象空间的复合体，且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的转变。“新乡村性”是乡村社会的各种社会文化关系和物理空间关系等由确定性逐步转为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进而走向融合再生的培育过程。“新乡村性”的培育应该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出发，立足于乡村自身发展，用发展和批判的态度看待当今乡村性的变化并且融合多重“现代性”因素，更加注重文化保护。华东理工大学熊万胜从城市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演变、城市地方体制的形成、城乡关系的紧密化、地方对于城市的自主性等方面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讲述，表明中国城市和乡村是同一个地方政府下的不同区域。他提出中国“增长机器”的概念，用以指涉城市与企业之间统分结合的双层结构。他还认为，从城市与地方视角理解城乡社会是理解中国特色城乡关系的一个角度。中国农业大学贺聪志以农业和食物为载体，来讨论城乡互动空间和关系的新变化。他指出，小规模农民和农业的替代性时间和市场形式的兴起带来了一种新型城乡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的出现，既体现出城乡之间自组织和社会治理的能力，也表现出一种新的互惠式城乡社会关系形态。如果加以引导，这种模式可以成为一种贡献于乡村振兴的替代性路径。
在城乡社会发展中，乡村的发展牵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怎样破除乡村发展难题、助力乡村新发展，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推动乡村发展，优化乡村治理，建设美好乡村，增进人民福祉，成为本次论坛讨论的重点及最终期望实现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晓毅认为，现在的城乡关系的讨论基点是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市场化的资源流动。资源、人口、劳动力的流动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现今许多乡村的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由村民自治转变为精英自治。他提出，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应该把缩小收入差距作为一个切入点，把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作为重要的出发点。北京师范大学董磊明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可能已经进入“下半场”，市场的各种城市要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向农村社会流动，农村的弱势群体也被吸纳其中；职业分化带来的陌生化、异质性、经济分层使得实践性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结构性关系的嵌入对个体的重要性下降。而且，总体性关系松解以后，整个社会系统的规则慢慢渗透进日常生活中，并溶解总体性关系，同时多元的单向度关系在逐步建构。北京师范大学郑雄飞从土地制度的演变角度论证了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是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政权建构过程中多方利益协调博弈的直接呈现。当前的很多土地管理创新制度实际上新意不足，强调盘活地权应当以保障农民权益为基本准绳。南京理工大学李晓斐通过对河南中部地区三个村庄进行历时两年的深度田野调查，探讨村落集体行动与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塑造，发现行动与结构互动的内在机制源于村庄结构的情感意义模式，村民的主体性也反过来通过集体行动得以彰显、生成、塑造。村民主体双重意涵还表现在其能动性上，其嵌入村落权力关系之中，不断内卷与再生。此外，国家力量同样是乡村结构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对于乡村善治的启示可以回到村民的生活世界中去考察。华东理工大学马流辉创新性地分析了农村生活功能的日益凸显和农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乡村治理的转型。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基础环节，社区建设对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乡发展过程中，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而完善社区建设体系、提高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创新社区治理新模式有利于破解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难题和制约社区发展的瓶颈，从而促进社区整体发展，最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体系。清华大学蓝煜昕和梁肖月根据对北京大栅栏57个社区的多年跟踪考察，发现溢出与迁移是兴趣类组织公共性的两类实现机制，从前者向后者的发展代表着组织公共性从“自然”到“自觉”，从“隐性作用”到“显性作用”，从随机到制度化的进化过程。同时，受现实条件约束，兴趣类组织的公共性拓展存在着一定的限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莫艳清的研究基于JC街道三个“过渡性社区”自治生产的创新经验，对党建何以有效推动“过渡性社区”的自治生成进行深入的机制性和动力性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基层党委政府通过政治任务转化的集体包干制，可有效推动“过渡型社区”的自治达成。这种集体包干制对村集体形成了目标责任的整体性压力和强大的外部性动员，实质上是城市社区居住空间单元化与原有治理网络结构有效结合的一种党建引领新模式，而这一区域研究的创新经验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城乡社会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新高地。用城乡关系的思维来破解城乡发展难题，不仅为城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而且在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起到越来越大的支撑作用。区别于传统的城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的“泾渭分明”，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是一片“新高地”，值得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持续探索。论坛一步步发展，逐渐搭建起社会转型背景下研究新型城乡关系，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学术交流平台，研讨了城乡社会融合发展相关的核心议题，推进了城乡社会学在国内的稳步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同认可。论坛正为中国城乡社会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火花碰撞的平台，也为城乡社会学的发展路径提供丰富的发展经验和宝贵的研究素材。城乡社会学目前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