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伴随着中国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兴替，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经历了重大演变。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百年流变，体现了与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之间亲疏关系的演进，是响应我国时代需求和契合学科发展的产物。

　　外国经济思想史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和中国留学生的“拉动”之下，中国开启了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的历程。作为“舶来品”的外国经济思想史构成了外国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的重要途径和组成部分。

　　与各类经济学原理相关著作并行传入的，是大量经济学说史译著。当时国外主要的经济学说史教材被悉数译介引入，同一本教材还有多个译本通行。国人自编自撰的经济学说史著作也十分可观，其中梁启超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通常被视作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经济学说史的著作。这些著作大量涌现的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学说史教学和研究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清末清政府颁布的经济学教育规定中，经济思想史课程被明确列为经济学课程。民国时期延续了这种做法。1939年，经济思想史在教育部的建议之下成为大学的必修课，其内容作为“经济理论”予以考查。与教学繁荣相伴的是研究的兴盛。

　　在教学和研究的共同推动下，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初步建立了起来，其中赵迺抟、王亚南和袁贤能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都在高校长期讲授经济学说史相关课程，出版过经济学说史著作，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深有研究，融通中西史学，对经济思想史整个学科（即经济思想编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创新。

　　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思想史在西方也步入了“黄金时代”，其被作为经济学核心课程予以讲授，系统学习经济思想史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外国经济思想史在这一时期得以发挥西方经济学说传入中国载体和桥梁的建设性角色，实现从萌芽到学科的初步建立。这既是近代经济学“西学东渐”环境下经济思想史思想和学说源流发展的需求，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积极探索富强之道时，试图比较不同学说，以开阔眼界、寻求借鉴。在全国各地纷纷创立现代型大学之后，国内经济系在引进国外经济学原理和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同时，也大力引进经济思想史。

　　服务于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学学科发展也呈现新的变化。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随之作为一种理论斗争和建设的武器，承担服务于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致力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批判的双重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我国开始推进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构成。经济学说史的对象就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旨在拓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基础和历史视野，揭露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理论，以期增进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理解。为了服务于这一学科定位，当时不少高校除了设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外，还一并设立了经济学说史教研室。

　　在这种学科调整和导向下，各高等院校用社会主义经济学课程体系全面取代了民国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当时，中国大学通常只讲授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课程被取消，相关西方经济理论仅在经济学说史课程中出于批判的目的而被讲授。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高校相继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外国经济学说史”，另一门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介绍与批判）”。这两门经济学说史课程配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研究”这两门课的教学，在帮助学生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正确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教材建设方面也紧紧围绕这一学科定位。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普遍采用的教科书是苏联卢森贝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史》。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组织下，出版了两部经济学说史相关自编教材。一本是由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196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经济学说史教材；另一本（套）是由罗志如、巫宝三和高鸿业组织编写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一般被视作新中国第一套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此外，为了服务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早期庸俗经济学批判，当时还出版了一些由季陶达、王亚南等专家编辑的相关选辑。

　　可见，在这段时期，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主观上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在客观上却有助于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存续和传承，尽管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作为批判的对象重评而忽述。

　　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亟待加强

　　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实践迫切需要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重启了系统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历程。在此过程初期，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继续扮演着西方经济学学习桥梁的角色，并同国外类似，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建立和发展了起来。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这一使命宣告完成，逐渐被边缘化而走向衰落。

　　1979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正式建立的标志。该研究会由陈岱孙、李宗正、吴易风和朱绍文等17位主要从事经济学说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共同发起，是一个全国性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学会。该研究会通过举办大型“国外经济学讲座”（1979—1981），翻译、编辑和出版《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1979—1997），定期举办学会年会以及主编论文集等形式，大力推动了经济思想史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西方经济学的普及和传播。

　　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定位的变化也体现在学科课程设置上。虽然西方经济学依然是作为与外国经济学说史相关的二级学科，构成经济学说史的“当代延伸”课程予以讲授，但以陶大镛主编的《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1990）为代表的经济学说史教材，则试图将传统的经济学说史与当代西方经济学内容编到一起，着眼于以述为主、突出创见和洋为中用。

　　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西方经济学学科的独立和进一步发展，外国经济思想史逐渐与其分道扬镳。西方经济学开始成为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初、中、高三个等级讲授，直接采用西方学者编写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正式成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并在高校设立硕士和博士点。这个转变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已无须再通过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这个载体来引入和发展。如同在国外一样，经济思想史不再被认为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一步被贴上“异端经济学”的标签而逐渐被边缘化。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开始沦为引入和评介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角色，更多与经济史一起作为“两史”学科一同建设。

　　综上可见，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外国经济思想史从清末、民国时期作为西方各类经济思想传入的载体、提供富强之道的借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理论批判和斗争的武器以及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成为西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桥头堡”，再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沦为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传送带”而逐渐被边缘化，与经济史学科抱团取暖。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该学科在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和建设当中的功能，是急需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我国外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史和学术史研究”（20XNA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