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根据国防战略、工业布局和西部建设的需要，多所理工院校以及众多科研院所从东部迁往陕西、甘肃、四川、贵州等地，在这场史诗级的西迁进程中，面对国家大义与个人利益的抉择，中国知识分子展现出了特有的时代品格。

　　顾全大局的爱国品格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应对外部局势作出了工业内迁以及“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广大知识分子群体从大局出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在西迁过程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中国电机之父”钟兆琳教授在交通大学西迁时已近耳顺之年，他的夫人还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毅然投身首批西迁队伍之中。钟教授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每个教师都有责任。”“西安需要一些老教师。”我国热力工程学界先驱陈大燮教授，在西迁时表示：“迁校西安是政府的决定、祖国的号召，对国家工业建设是有很重大意义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响应这一号召。”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学俊教授提出：“西安、西北地区工业正在建设，新建厂和大型厂的技术问题比较多，交大迁过去相对可以多发挥作用。”因此，他赞成将交通大学锅炉专业与动力系西迁。“中国真空电器之父”王季梅教授的爱人西迁时刚做完脑瘤手术，完全可以申请留在上海，然而他却默默选择西行。华东航空学院寿松涛院长在动员西迁时说：“国家要加强西部建设，首先要加强教育，我们应该为国家勇挑重担。”一句“勇挑重担”，让华航5000多名师生和家属千里迢迢从南京奔赴西安。林宗虎院士曾言：“我们是在中国最弱的时候出生，大家都非常爱国，因为大家都有要复兴中国的愿望。”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献身祖国航空事业”“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这些口号集中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品格。

　　不计名利的奉献品格

　　在个人生活与国家利益的选择与取舍中，广大知识分子能够为国家和民族需要放弃个人利益。卢烈英回顾西迁历史时说道，每个西迁人都经历了一场“大我”与“小我”的博弈。对每个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付出，还影响到以后的几代人，这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大燮教授舍弃了上海的优越生活环境，卖掉了房产，义无反顾偕夫人迁往西安。1978年陈教授去世，家属遵其遗言将4万元积蓄捐赠给西安交通大学设立“陈大燮奖学金”。陈学俊院士当年也带头响应党的号召，临行前他与夫人袁旦庆注销了上海户口，把位于上海牯岭路的房子无偿交给上海市房管局，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事后有人认为陈学俊房子交得太亏，陈院士却说：“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夫妻二人退休后，他们还拿出积蓄资助了数十名陕南农村的贫困孩子上学。

　　知识分子的奉献品格更体现在对事业的执着付出。陈大燮教授说：“当我们有了知识后，不能把知识当‘包袱’，假如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知识完全是个人所有，不肯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讨价还价，就会变成一种包袱。”陶文铨院士年近80岁还坚持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蒋庄德院士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鬓斑白的时候，但是我们如果把知识传下去，把为祖国奉献的精神传下去，我们就永远是年轻的。”西北工业大学98岁的胡沛泉教授躺在病床上还坚称：“你要相信，我不久就能站起来了，因为中国进入新时代了，我还可以给国家做些事情。”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西迁知识分子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正是士人品格的时代传承。

　　无畏艰苦的奋斗品格

　　一部西迁的历史就是一部奋斗史，“一息尚存、奋斗不已”成为西迁知识分子时代品格的写照。中国西部地区气候条件相对较差，西南冬天湿冷、夏天闷热，西北干旱少雨、尘土飞扬，而当年西迁人所面对的困难远不止此。在西迁人的印象中，当年西安是“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20世纪50年代，西安城内除四条街道路面稍好外，其他道路都是碎石泥土铺成，“晴天扬灰路，雨天水和泥”，交通甚不方便。50年代末，物资短缺，导致每日餐饭难以为继。但生活上的困苦并没有阻止西迁知识分子奋斗的热情，科研成绩都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

　　华航西迁时，由于国家经费投入有限，航空发动机系在建设引气、冲压喷气发动机实验、燃烧实验及发动机试车台时，没有消音装置。每次做实验噪音震耳，即使师生带上耳罩，仍有五雷轰顶、震耳欲裂的感觉，长期下来不仅造成实验人员听力减弱，甚至有人因此失聪。西安交通大学谢友柏院士回忆，当年实验室初创时非常简陋，为了攻克长江三峡水电站推力轴承的科研任务，常常连续几天不睡觉，实在困了就把木板铺在实验室地上躺一躺。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朱诚，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中超负荷工作，1959年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8岁。一些高校在建设初期，教学工作的开展也十分艰辛。西安交通大学初建时，学校大礼堂用竹子和茅草搭建而成，食堂是几根木柱裹着塑料布的临时棚子。西安交通大学陈瀚教授回忆，适逢秋季连雨，上课途中常常摔倒，一身泥污走进教室，脸上还留着泥巴印记。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广大知识分子无畏艰苦的奋斗品格，正是“西迁精神”的精髓所在。

　　勇攀高峰的求真品格

　　西部艰苦的条件并没有阻断广大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步伐。20世纪50年代，陈学俊教授关于多相流研究方面的新论点，八年后才为国外学者证实；60年代，他发现“液膜倒置”两相流动机理，国外学者六年后才观察到；70年代末，他在西安交大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80年代，他建立国内唯一可工作到超临界压力的试验系统，当时在国外高校也实属罕见；90年代初，他又创立了当时国内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林宗虎院士于1979年在气液两相流与传热学科领域取得开创性成果，提出了气液两相流量测量的“林氏公式”，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脉动流动沸腾传热计算式，为我国热能工程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由周惠久教授主持的金属材料强度研究，在1964年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被誉为“五朵金花”，成为交大西迁后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

　　此外，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处理芯片、第一台地效飞行器、第一架小型无人机、第一台航空机载计算机、第一型50公斤级水下无人智能航行器、第一台气象雷达、第一套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第一台可编程雷达信号处理机、第一台毫米波通信机，以及21世纪研制的歼-20、运-20、国产大飞机等，这些中国科技史的里程碑，都是西迁结下的硕果，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求真品格的彰显。

　　未来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而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传承好“西迁精神”，在当今社会弘扬西迁人的时代品格，继续发挥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和科技上的引领作用，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