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1980）与傅斯年（1896—1950）同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两人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享誉学林，为我国传统文化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影响了几代学者。两人是北京大学同学，目前所知顾颉刚致傅斯年的信共有24封，第一封为1918年12月18日，最后一封为1940年6月11日，这一时期两人关系较为密切。考察其书信中的治学精神对于我们全方位了解顾颉刚具有重要意义。其包含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1918年秋，傅斯年等人在北大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专以介绍西方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及社会问题为主旨，顾颉刚为首批入社者之一。顾颉刚在1919年8月11日的信中提到杂志改良问题，重要提议便是关注社会状况，“我们要破坏旧社会，不可不先知旧社会的状况，但这种状况没有专载的书，要去参考研究都无从做起，所以我想加添一门，凡是各处、各事、各业、各阶级的人情风俗都征集起来，好在本志销行渐广，这种事只要直书，不必发议论，谅读者易于投稿”。1919年2月21日的信件再次提到学术研究要注重“改造社会”，顾颉刚认为“人生观是创建思想的实质”，所以办杂志、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改造思想”。他对新文化运动十分支持，注重将文化活动推广至社会大众。
第二，集思广益的治学方法。在1918年12月18日信中，顾颉刚就《新潮》杂志的学术风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各社员各拟定了所作的题目，互相报告：要是某乙的思想到了某甲的题目里头，就可将某乙的意思去告知了某甲，某甲倘是赞成了，就多一宗正面的理由，某甲倘是反对了，也可以就此驳议，多一宗反面的理由。”这种方法就是集众人智慧，广纳有益见解，好处就是“比较一人单独存思，或四面翻书，得益的多”。集思广益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要取他人的长，来补我辈的短，取他人对于某项问题的思想，来比较我辈对于这同项问题的思想”。面对社会上各学派相互攻伐的局面，顾颉刚说：“我想今日的学问界，不应存一体面的心思，争一个我胜你败，全是一是非问题。舍短取长，交互进益。”在1919年2月21日的信中，顾颉刚再次提到了那些对杂志进行批评的学者，在他看来，这些“不肯盲从的人”是最值得尊重的，因为这些评论是“知识上连络的地方，取长补短最便利的所在”，对大家都是有益的。
第三，诚信恳挚的治学态度。1918年12月18日的信中写道，《新潮》杂志制定学术规范，顾颉刚就此提出了“诚信恳挚”的要求，具体实施可分三条：（1）不要文过；（2）不要存成见去反对人；（3）不要捏造说谎。“用真挚浓密的感情，去感动社会”，只要“态度温愉，不拒人于千里之外”，便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第四，谦虚谨慎的求知姿态。顾颉刚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幼读“四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1915年便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着深刻领会。但顾颉刚从不自我夸耀。1918年12月18日信载：“我昔尝，以为我对于科学上尚未确实的根柢，明了的观念，于历史上无精细的考索，必不立论公布于社会。我现在距此境界绝远……我学问不好，所以有许多问题在我心中，虽然稍有一些境界，却很有点迷离模糊、捉摸不定的，尚不敢说似乎如此，更不敢说定当如此……我便当虚心请求教益；若有人对于我的话施驳议的，我决当屏弃好胜的感情，澄心的领略一过。”在1919年2月21日信中，他又言自己没有才气，诗文造诣平平，并请傅斯年帮助修改：“你做了人与山遇的好文章，我前天做了人与山离的两首无韵诗，虽是情景俱真，没奈何我没有诗才，不能使他有诗意！写出来请你看看，你说好，同我登出——必须末位——你说不好，就搁起来好了。万勿客气——如肯同我改削尤感。”
第五，批评与考据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对于期刊的学术标准，顾颉刚在1919年8月11日信中提出“让读者自去比较批评”之法。在1927年1月7日信中，他请求在报纸上发表傅斯年的书信，并特意强调了批评的重要性：“所以弟发表文字，不怕它浅或误，只是怕它隘狭，不能容受人家的批评。兄给我的信，虽不自满，但至少可以引起多少问题，引起多少人来商量或攻击，这便是一件好事。”顾颉刚认为通过读者的指责与批评，方能找出文章漏洞，并借此进行考证、修改，完成学术成果：“我们常有文字发表，自然常有人来谈论，也可把自己的意见一次一次的修改，使得它渐近于事实。再有一个很好的影响，就使得读者看我们把自己的意见一次一次的修改，材料一次一次的加多，激起他们的求知识的欲望，能够用正常的方法去寻求知识。”
第六，治学中的新史学理念与国际视野。在1919年8月11日信中，顾颉刚嘱托即将赴英的傅斯年：“你到英国去的时候，常常将极好的史学书代我购买，使我们于编史之前先有极明了之历史观念。”在1919年2月21日信中，顾颉刚希望傅斯年在发文章时，“将西洋各个哲学家的人生观叙述几篇，用适之先生《易卜生主义》之例”。这说明顾颉刚已经开始留意国外的史学研究，并想借助西方的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因为要打破旧的学术规范——经史子集的模式，所以他很看重个人笔记、方志等非传统的文献。在顾颉刚看来，这些皆是从事新史学研究的新史料。
在1927年6月27日信中，顾颉刚表现出赴日留学的想法，他对王国维留学日本取得的重大学术成就欣羡不已。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Harold William Vazeille Temperley，1879—1939）应康选宜之邀来华，田波烈来中国的目的，除游历、讲学外，还负有联络中国史学团体参加国际历史学会的使命。11月中旬，田波烈抵达北平，12月1日，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陶希圣前往田波烈下榻的北京饭店，就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一事作进一步商讨。在1936年12月22日信中，顾颉刚联名陶希圣向傅斯年表达了“南京设立一个总会”“北平设立一个分会”的想法，并希望傅斯年闲暇之时拟定组织的具体计划。通过顾颉刚以上想法与举措可以看出，他已具有了史学研究的国际视野。
第七，治学中的爱国主义情怀。顾颉刚是个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注重亲情、友情，对于家人、友人十分关照。书信中多次描述、表达了这种关怀之情。如1936年3月14日信中记载：“近日心绪坏极，无论想自己，想家庭，想国家，都觉得前途茫茫，自己作不得主。”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表现在治学之中，顾颉刚在1935年10月23日信中写道：“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东北，在民族危难之际，傅斯年联合其他学者撰写《东北史纲》一书，用铁的史实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顾颉刚依据时代需要开始关注边疆史，从历史与道义上捍卫国家利益。顾颉刚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1936年3月6日的信中记载：“最要紧的是思想健全，把学童应该知道的历史事实都告诉他，同时要站在中国的国家民族上说话，引起儿童爱国爱民族之心，并且要暗示儿童晓得怎样创造新的有价值的历史。”
顾颉刚致傅斯年的24封书信包含着两人的性格、习惯与社会交往。作为史学家，他们书信中除了治学精神，还有着典型的生活气息、家国情怀和时代特色，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等目的。顾颉刚处于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是新史学的重要开拓者，为那个时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这些治学精神依旧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