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各种人类增强技术不断从科幻设想走入现实，为人类未来打开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可能性：人类自然生命在基本结构层面上可以被任意改造、重塑，甚至人性都可能被技术提升甚至改写，不断迈向某种后人类未来。在有些研究者看来，这是在巴别塔之后，一条完全由人类主导、以技术为载体的“通天之路”。然而，关于这条“通天之路”究竟会把人类带向何方，人们却陷入分歧之中。在以超人类主义者为代表的生物进步主义者看来，这条路将使我们有机会挑战自然和传统为人类的可能性设下的界限，直至走出“人类的童年”。但在生物保守主义者看来，激进的技术革命正在威胁人之为人的本质。二者的分歧不只是关于技术的保守或进步的态度分歧，更根本的争执涉及人类生存样态，特别是人类生存的时间图景。从这个角度看，时间性才是主宰后人类未来想象的隐秘前提，甚至比技术的影响更深层。有鉴于此，我们将以时间性为切口，对比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后人类时间图景，以期推进对“人类将迈向怎样的后人类未来”这一问题的探讨。

　　进化论式时间图景 

　　支配超人类主义未来想象的时间框架是一种进化论式时间图景，主张从生物和技术进化的未来角度来理解人类的本质。在这一时间框架下，现阶段的人类只是自然进化中一个转瞬即逝的环节，而人类目前已具有一定的驱动和控制自然进化的能力，并不断挑战着人类的自然极限。但是，如果一切都是可以被超越的，那么这种看似美好的上升之旅似乎缺乏任何本质或目的——没有持续或持久的事物，只有无止境的瞬间，每一个都是对前一个的超越和否定，令看似美好和伟大的事物在更美好的前景面前乏善可陈。

　　超人类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走向宇宙是无止境生命的必然结局，但某种虚无主义也正在此处滋生——走向宇宙的代价是人类丧失在存在者中的位置。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其刻画为人类在大地上无家可归的命运。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这一危险作过一个更为具象、隐喻式的揭示：身陷嵌满仪器的太空舱中的宇航员只可能遇到他自身和人造物，而无法遇到其他任何事物。超人类主义者或许可以辩解，其中起作用的时间维度是未来。比如，宇航员必定是朝向某个未来的目标前进，这是真正向他开放的家园。这种未来打破了任何现存的瞬间，并将真正的善与好置于时间的尽头——真正的超越性之中。显然，在这样的目标面前，唯有永生才可能与之匹配。永生也是一劳永逸摆脱虚无主义魅影的唯一可能性。正如刘慈欣充满期待地说：“人类的航船正航行在生命之河的下游，已经接近出海口，就要进入广阔无垠的生命之海了。”

　　断面式时间图景 

　　在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生物保守主义者看来，进化论式时间图景下的未来或许是一种镜花水月的迷思，因为这种未来本质上是由当下人类的欲望和意志所选择的，所以并不存在真正的超越性。相反，应该以人的本质规定性来限制技术无限扩张的欲望，转变人类生存底层的时间机制。典型的策略是，确立流变时间中的不变形式。比如，福山尝试诉诸“人之尊严”概念，“不希望阻断人性的统一性或连续性，以及影响基于其上的人的权利”，而是“试图保存全部的复杂性、进化而来的禀赋，避免自我修改”。

　　从时间的角度看，福山的“人之尊严”概念依赖于一种静止、孤立的时间断面，即断面式时间图景。这正如他所表述的：“在人类进化过程的某个节点，确实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本质性跳跃，如果不是本体性跳跃的话。正是由于这一从部分到整体的跳跃，最终形成了人的尊严的基石。”这一论点表达出技术时代的一个根本困惑——人类自然生命技术化的界限何在？

　　应当指出，福山的批判依然是以在场形而上学为前提，试图在变化中固定不变的本质。然而，虚无主义恰恰是在场形而上学的另一面——“上帝死了”之后，时间也丧失了内在指向，剩下的只是无始无终的“现在”之流。而福山则是以“人性”作为“上帝”的替代品，认为其超越并内在于人类历史的每一个瞬间。

　　“生生”式时间图景 

　　上述两种时间图景没有解决我们的困惑，也没有穷尽关于后人类未来的所有可能想象。为了更深刻地把握高科技及其所承诺的后人类未来的意义，我们还需要将眼光投向西方文化之外——中国哲学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种可能的时间图景。

　　中国哲学所遵循的是一种“生生”式时间图景，“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种时间观排除了造物主的直接干预，将人提升到了更高位置，认为人是自然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主动参与者。钱穆将之总结为，“自然界以顺动为特征，人文界以主动为特征”。以自然为顺动，是因为中国思想不重造物主，不认为存在主宰此动或生出此动之另一动；以人文为主动，凸显了人类在其中的特殊地位，“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但无论如何，人文仍出于自然，有一个极限，最后也将回归自然。自然并不排除人为，但人为不能越出自然之动的极限，而这种极限并不是神诫般外在的约束。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指出，这个极限并不是任何现成的界限或可明确界定的范围，而是无形无相的“中”。仿佛钟摆或圆周运动，在行进中并没有停止在那个“中”之上，但却总是回到“中”，似乎始终有个“中”在支配着这无始无终、不息不已的“动”。

　　虽然“生生”式时间图景初看上去接近一种进化论式时间图景，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差异。在中国哲学看来，进化论之“动”只是一往无前，是对“中”的偏离；超人类主义主张主动掌握人类进化的方向（所谓从偶然到选择），同样是对“中”的偏离。以“中和位育”为目标的中国哲学毋宁说要中道而行，追求在天人物我的流动汇通中求和谐，以安其所，并将原发的时间构成境域作为和谐的重要标志。张祥龙称之为生存时间的“原交织态”、天道流行时态，并认为这种时间图景中所体现的“生存方式中的原发真理”，可以帮助抵御那种被敉平、现成化、空间化的“现在”时间序列的侵入，从而为人类保存另一种未来的可能。

　　由此，中国哲学思想在生物保守主义与生物进步主义之间开启了第三条道路。不同于生物保守主义者试图截断时间之流、找到其中某个固定点，中国哲学思想以原发的时间构成境域作为人类本性的指标，主张“知几”“知微”，在自然与人为之间留下更大的弹性空间，也为未来技术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也不同于生物进步主义者试图将全部时间之流（包括过去）置于意志的控制之下，中国哲学认为技术要受到原发的时间构成境域的制约，技术对人类自然生命的协助不应反客为主，侵蚀由原发时间构成境域所承载和保护的意义本源。从这一角度看，追求个体永生的超人类主义技术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会导致生存时间的平整化、同质化，并从根本上削弱和破坏亲子关系和亲子经验，更改人的原意识方式，阻塞人生意义之源。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的《时间足够你爱》或许是一个对其有利的例子：永生者除了追求新奇和肉体欲望之外，似乎找不到多少人生的意义。当然，超人类主义在承认个体永生将破坏传统的人生与亲子关系的同时，也会提出超越性的未来或许会带来今天无法想象的生命体验和意义源泉。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上述三种时间图景也许没有穷尽后人类未来的所有可能，但足以提醒我们，决定技术时代命运的也许并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技术应服从于什么目的、服从于谁的目的。我们应追求克服生死的技术，还是追求一种与人类自然生命节律相协调的技术？我们应选择走向宇宙，以拥有无止境的生命，还是应选择栖居大地，接受自然的某些限制和羁绊，以保留人类生存的意义之源，或是另有蹊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迈向怎样的后人类未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医学应用的伦理框架与治理研究”（20BZX1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专委会委员、科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