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生产方式、生活模式、消费样态等方面的系统性变革，以及一系列国内法革新提供支撑。环境法典可能成为新时代的第二部法典，强调以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现，是集中回应“双碳”目标的最优解。在当前《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等单行法配合乏力、《气候变化法》《能源法》等法律暂缺的情况下，环境法典将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法律上相对完善和集中的保障。
“双碳”目标需要立法系统回应
在立法上，系统回应“双碳”目标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理念目标上须分段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解决立法目的碎片分散的问题；二是核心内容上须科学架构涉碳公权和私权，解决涉碳事权结构相对固化的问题；三是责任分配上须合理均衡涉碳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形式，解决涉碳责任主体较为失衡单一的问题；四是运作机理上须整体联动涉碳执法与司法的衔接，解决联动机制片面乏力的问题。
上述内容涉及诸多法律部门，作为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责任等集大成者的环境法典，将是最佳的系统方案“供应商”。首先，法典化的方式旨在解决生态、环保、能源领域立法分散的困境，将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监管体制、主要制度等共识在法典中予以固化，并将相对特殊、变动频繁的规则置于单行法之中，以实现立法的定向聚焦。其次，法典化可回应环境法作为领域法学所兼具的公私属性，有助于厘清用能权、碳排放权、碳交易监管权等多种权利（力），在碳的产生和消解等流程中进行公权和私权的科学安排，从而实现前端的资源、中端的能源以及后端的气候变化所涉事权的优化配置。再次，环境法典可运用复合多重的责任形式，来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涉碳治理，避免传统思维中片面强调企业行政法律责任的倾向。最后，环境法典将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供规范基础，特别是通过“生态环境责任编”的规定，为广义的生态环境执法与司法提供法律适用的准则、依据和参考，以此促进涉碳执法与司法的高效联动。
“绿色低碳发展编”集中回应“双碳”目标
整体上，环境法典将对“双碳”目标予以关注和回应。在法典内部，“绿色低碳发展编”可集中体现环境法的价值功能和作用机理的最新演化。传统的环境法专注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类问题，在法典化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污染防治编”和“自然生态保护编”。然而，二者仅针对传统环境问题，对于“双碳”目标因应不足，“绿色低碳发展编”因此应运而生。它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相较于前两者强调“限制”破坏环境，更加注重如何实现“发展”，并在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多维属性的追求上，与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制度实现动态互助。
“双碳”目标对于行为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不能污染环境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也不能破坏生态导致自然生态的失衡，还不能“得过且过”“过于自私”，须清洁生产、低碳消费、绿色流通。这种要求将体现为“绿色低碳发展编”的规范意义：短期来看，它限制了人的碳排放等行为；中期来看，是为了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再造；长期来看，则是为了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绿色低碳发展编”也要与“污染防治编”和“自然生态保护编”有所不同。“污染防治编”和“自然生态保护编”强调公民环境权利，并辅之以国家环保义务；“绿色低碳发展编”则强调公民的绿色低碳义务，并辅之以国家的绿色低碳责任。由此，为了平衡私权与公权，“绿色低碳发展编”须广泛运用倡导性、鼓励性、柔性的手段，否则可能会因为过于强调正向效益的增进，而对行为主体要求过于苛刻。
各分编对“双碳”目标的规范表达
环境法典对于“双碳”目标的规范表达，须尊重如下判断：第一，在环境法典中体现“双碳”目标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个分编都无法缺位，甚至每个条文都要不可避免地具有“双碳”色彩。第二，既然“双碳”无法缺位又无处不在，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无形胜有形”，即编、章、节、条文等不必冠上“双碳”的帽子，只要符合法典编纂初衷、制度设计科学即可。第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法典的各分编规范应当相对聚焦，有所侧重。
在集中体现“双碳”目标的“绿色低碳发展编”中，可作如下规范表达。第一，以涉碳活动控制调整为逻辑主线，具体设计本编的相关规范。重构和优化“生产—流通—消费”的基本流程，既要从结构上优化碳承载形式的各要素、各环节之间的立法协调问题，又要从内容上对经济制度各环节嵌入“清洁化、低碳化、资源化”的义务。第二，在涉碳活动控制调整的规范边界上，以“碳源”优化、“碳流”控制与“碳汇”强化作为本编的核心内容。目前温室气体排放居高不下的原因，不仅在于能源供应结构和生产生活利用结构的不合理，也在于健康良好的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既要通过传统化石能源开采的适度控制与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开发的鼓励倡导，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从而优化“碳源”；又要围绕经济产品的生产—销售环节、购买—消费环节、弃置—回收环节进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义务嵌入的规范构造，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与排放总量，从而控制“碳流”；还要设计法律规则明确各类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根据对碳汇能力保护、碳汇市场交易、碳汇金融等领域进行一定的规则建构，从而强化“碳汇”。第三，坚持“先总后分再总、先国内后国际、先既定后未定”的理念，以“清洁生产（前端）—绿色流通（中端）—低碳消费（后端）”的经济闭环为基本思路。由此，可以设计一般规定、清洁生产、绿色流通、低碳消费、绿色能源、气候变化应对、国际合作等章节。第四，充分回应“双碳”目标的前瞻性，设计适度超前的条文，规定绿色物流、新兴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建设与保障、节能审查、绿色金融、碳普惠制度、碳汇能力建设、碳排放配额等新型制度。
与此同时，在“总则编”“污染防治编”“自然生态保护编”“生态环境责任编”等编中，可作如下规范表达。首先，在“总则编”的基本原则、公民环境权、环境标准、监管体制等条文中，可充分体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如绿色低碳义务、碳排放标准、碳监管体制等。其次，在“污染防治编”的污染防治规划、污染税费等制度中，可通盘考虑清洁生产、工业农业林业等领域的循环利用、开征碳税与否等制度要求。再次，在“自然生态保护编”的矿山开发保护、生态补偿、林业碳汇等制度中，可系统考虑碳源优化、碳汇的多重类型等内容。最后，在“生态环境责任编”中，可为多元纠纷解决、不同责任衔接等问题提供一般性规则，并相对审慎地考虑绿色低碳发展相关的法律责任。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