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降，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转向便时有发生，80年代前后达到一个高峰，如叙事转向、历史转向、文化转向、空间转向、身体转向、情感转向等，至今余波未消。传记转向也是其中之一，在新近的发展中，越来越多认同此道者努力将该议题向前推进，并顺势采取“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统辖性的表述。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此还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检讨，尤其是在国内学界，虽有推进，但总体而言依然处于待开发状态。出于一种认同态度和捍卫立场，本文使用“传记社会学”。
凸显作为行动基础的个体经历
对于传记转向的重要性，其提出者及拥护者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可以看到，有学者甚至从库恩的范式出发，认为传记转向影响之所及，“不仅是一系列学科的定向，也包括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也有人退后一步，认为即便它“或许并非承载着伟大的和创造性的理论雄心，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它的发展依然呈现出过去三十年人文研究的重大演变”。总体上看，传记社会学试图将社会学从对社会制度、集体和社会范畴的排他性关注中拉出来，转向将人们的经历作为解释起点，将个体重新作为社会学相关性的主体。它是对久已存在的忽略人的主体性或将其边缘化的观念的一种逆反，力图更加凸显作为行动基础的个体经历。传记社会学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探讨传记（生平）、历史与结构的相互作用，而这与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正相吻合。
从传统理论资源中寻求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是研究者推动新兴研究领域获得承认的一贯做法。但由于受到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态度以及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影响，许多研究者虽声称采用了传记式研究路径，但在理论以及方法论的选择上却存在分歧，解释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符号互动论、批判社会理论、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都被便宜地拿来使用。因此，争议就在所难免，而且也必然是多方面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记社会学不过是各种视角、观点和理解方式的拼贴而已。可以说，几乎从传记转向一开始，它就受到各方质疑，并围绕个人与社会、事实与建构、主观与客观等对立的角度争鸣不已。
强调个人生命与社会结构的联系
在传记社会学这一大伞之下，覆盖了一系列互换使用的术语。“传记”这个概念则被选出来作为代表，或者说由它将关联概念打包收纳。在传记与社会学的联姻之中，我们可以大致理出两种既有差异又有内在联系的发展轨迹、表述策略或曰研究进路。其一是“传记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biography），其二是“传记社会学”（biographical sociology）。虽然二者在研究路径、解释结果以及研究者的介入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均旨在批评传统社会学研究对于行动者的轻忽，强调传记所体现的个人生命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认可传记（生平）作为构建知识来源的可能性。检讨既有研究，传记社会学至少包含四个基本面向。
一是研究传记，即以传记为资料来源，通过社会学的视角、观念、概念、发现以及分析程序的运用，去理解并建构特定时代、特定历史背景下旨在讲述有关个人历史的叙事文本。就形态而言，既有自传、他传、日记、回忆录、书信、自画像、年谱、简历等以书面形式呈现的文本，也包括视频、录音、胶片等形式的资料，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网络传记也愈发多见。尽管它们之间在形式或内容上存在着差异，但都属于个人档案或者说个人记录。在具体分析方面，多以质性研究为主。
二是传记式研究进路，体现为传记式访谈法。在访谈过程中，访谈对象获邀谈论自己的人生历程，他们回望过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按照自己的诉求去谈论那些对他们人生经历有重要影响的事情、事件，以此建构自我身份和特定的社会世界。访谈的过程也是互动的过程，访谈者时刻卷入其中，其对访谈对象的理解是一种主体间的、情感涉入的过程，双方参与一个共同的经历而获得一种共享的经验和知识，或者说达成一种主体间共同的情感体验与认知理解。按狄尔泰的观点，这种理解是“某种我在你中的重新发现”。
三是关于个体生平模式的研究，侧重考察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中个人生平模式发生的嬗变。这种嬗变的核心是当代人对于身份或认同的孜孜以求，为因应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张力与冲突，从社会结构中剥离出来的个体，时常需要反观自己的生平，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甚至重建。对身份的重构和追寻，必然要考虑生平的意义。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现代性晚期个体稳定而连贯的角色和地位的瓦解。由于个体的生平受到文化、经济、社会、历史和心理环境的影响，因此，传记社会学可以被描述为研究与历史时期有关的传记过程及其社会结构以及研究“个人生平经历的叙事”。
四是社会学自传，由默顿所提倡，其意图是将“我”即社会学家本人带入文本之中，以在场的姿态呈现个人经历、历史与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深刻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表达策略及书写实践。对社会学家而言，过度地将自己排斥于自传式思考模式之外，看似保持了客观性，但却遮蔽了社会学家在获取知识与洞见方面的运思过程。每位社会学家都有其独特的背景、经历、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研究方法和结论，进而影响到其提出的理论。不仅如此，某种社会学理论的提出总会多少沾染上理论家的个人气质。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中文的“传记”去理解修饰“社会学”的“biography”之概念内涵。还应该指出的是，已有传记社会学研究者将研究对象从“人”拓展到观念、事物、制度方面，如“某条河流的传记”（如《大运河传》）、“某个城市的传记”（如《南京传》）、“某个政党/派别/团伙的传记”（如《黑手党》）、“某学科的传记”（如《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写法》）等，意在强调各自的孕育、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对于使用“关于生平的社会学”来表达之倾向，虽无不妥，但“传记社会学”显然更具包容性。
挖掘中国传记丰厚资源
总体上看，传记社会学依然处于晚熟的状态。作为分支学科，它面临与历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文学社会学等相对较为发达学科之间的边界勘定、任务分工等，以此显豁其能够独立的地位。从跨学科角度看，传记研究在文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政策以及教育学等领域中都有广泛运用。这些学科各自的研究议题、理论传统、基本预设、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传记社会学要能够“左右逢源”，超越惯常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于特定议题的整合性研究。
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有别，传记社会学并没有沿着同样的路线发展并传播，它在不同国家也呈现出彼此各异的面貌。例如，有研究者区分了北美和欧洲的学术倾向，认为前者聚焦于将个体的人生故事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献来研究，后者则通常专注于集体叙事本身。2018年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的《传记研究手册》考察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希腊、北欧国家、奥地利、巴西等地的传记所研究的主要议题，显示出这一研究议题的多元化特征和广泛影响力，也足以展现该研究领域广阔的空间。
国内社会学界对这一研究取向日益重视，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还有些作品冠名在日常生活研究、叙事研究、质性研究之下。放宽视野来看，早期潘光旦的作品《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林耀华自传性质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等都属于实质上的传记社会学作品。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学术变迁》、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等，在某些方面也涉及传记研究方法的运用。近期出版的《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飙）、《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周晓虹），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彰显了社会学家的自传性反思及这种反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自学科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已有极大发展，研究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对于这一新兴重要研究领域，学界当然没有理由忽略。从开创传记写作风气之先的伟大著作《史记》开始，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量的传记作品，史学和文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最为发达，社会学的介入也定可大有作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传记作品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态势，在出版市场上占据重要席位，当前在民间还出现了一股为个人出传、为家族修谱的热潮，这为传记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面向。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