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余年来，小说家进入大学担任专职教师，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他们在讲稿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著作，可称为“小说讲稿”。如王安忆、马原、阎连科、刘恪和李浩等，都出版了不止一种“小说讲稿”。中国台湾小说家张大春和白先勇，也分别出版过小说讲稿《小说稗类》和《白先勇细说红楼梦》。随着创意写作风潮的兴起，小说家进入高校任职的现象越发常见，小说讲稿的发表也蔚然可观。对这些小说讲稿开展专门的系统化研究，已经势在必行。
重构“小说讲稿”的研究视野
目前学界尚未出现专门研究中国当代小说讲稿的论著，但以下四种研究路径均不同程度地关涉这一研究对象。一是探讨小说家批评的特殊性，如刘晓南从批评史的角度阐释了张大春、格非和曹文轩所代表的“作家学者批评”的独特价值，以及叶立文对马原、残雪、余华和格非等当代“先锋作家”的“文学笔记”的研究。二是关注作家身份和生存状态的变化，如张艳梅、曾念长、叶祝弟较早对“作家驻校”“奔向学院的作家”“作家学院化生存”等现象进行过思考。三是追踪作家的阅读史，如郭洪雷对莫言和毕飞宇的研究，就有意识地从他们的演讲稿中寻找其阅读经验。四是考察大学文学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如陈平原在追溯近现代大学的国文教育和文学史教育时，曾对“课程讲义”“文学课堂”给予特别关注，但可惜未涉及当代小说讲稿。
由上可见，小说讲稿主要是作为特殊形态的文学批评而得到正面探讨，或是在研究作家身份、阅读史及大学教育时作为旁证被考察。有幸获得研究者关注的小说家，只有那么少数几位。这样的研究规模，既无法反映小说讲稿规模化、持续化产出的文学事实，更无法牵出密切相关的诸多重要问题。事实上，小说讲稿不仅是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小说观、方法论的显现，也是当下文学批评、文学教育探索创新的缩影，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场域变迁、中外文学交流的见证。
当代作家的小说讲稿具备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亟待我们以整合研究的视野加以重新把握。
首先，小说讲稿的发生，以知名小说家获聘登上大学讲台为前提。以此身份转换为切入点，可打开理解当代文学场域变化的一条通道。文学制度的局部调整与高校教育体制的改革，为小说家转型为大学教师提供了可能。一些小说家陆续登台发声，不仅体现了其重建自身主体性的主观意图，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
其次，小说讲稿的存在，并不以单一的作家批评为形态。小说讲稿既深深根植于作家的阅读经验、创作技巧，又在实践过程中表现为特殊的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教育。重构小说讲稿的目的正在于使它摆脱单一的价值形态，获得与文学制度、文学教育、文学史、中外文学交流、古今文学传承等重要问题的相关性，从而拓展当代文学研究的视域。
最后，对小说讲稿实践效果的分析能够切实回应“作家能否靠课堂培养”“文学教育如何进行”等多年来争论未休的问题，并探索新时代大学文学教育的可行之道。
揭示“小说讲稿”的复合功能
小说讲稿记录了小说家特殊的文学实践。当他们在讲台上解读经典作品、分享阅读体会、探讨创作技巧、展现小说观及文学立场时，他们其实是集研究者、读者、创作者、教育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与此多重身份相对应，他们所出版的小说讲稿也是集多重功能面向于一体。
小说讲稿首先是一种文学批评。小说家通常不以理论表述见长，但几乎每个讲授者都有其核心的理论概念，某些小说家甚至追求较为系统化的理论构建。梳理小说讲稿中的核心概念或理论框架，评估其原创性及实践效果，可增进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认识。小说家多以直觉、经验、感悟开展批评，在解读文本时灵活采用复述、比较甚至改写的方式。这种批评有意无意地激活了传统的小说评点方法，不仅有可能与西方小说批评形成意味深长的对话，还能在当前文学批评格局中独具一格。
小说讲稿以小说家的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为坚实基础。因此，小说讲稿同时还承担着阅读课和创作课的功能。小说家之所以成为小说家，善于阅读和勤于创作是重要原因。大学里不是没有阅读课和创作课，但那些名为“名作导读”“文学创作论”的课程，往往被各种已知结论或抽象理论所包围。相比之下，小说家所提供的读法和写法更有实践感和灵活度。
小说讲稿还是具体实在的文学教育。小说家不是以学院派的概念考掘和逻辑推演去解析经典，而是凭借创作经验和阅读感受现身说法，引领学生走进文学经典，由此带来鲜活生动的文学教育。小说课堂未必能直接造就作家，但有可能激活学生写作的天赋，至少能逐步培育其精深的阅读趣味，引领学生亲近经典、热爱阅读。小说家的教学或重思想感悟，或重技法分析，但几乎所有的讲授者都无法离开作品的细节。这种以细节品评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教育，其是非得失值得具体分析。
小说讲稿的文学史功能较为隐蔽，但不应被忽视。小说家在选讲经典作品时自有标准。小说家所选讲的经典作品，当然是出自个人的阅读判断，其个人阅读史的眼光与通行文学史的标准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差异，这就有可能在常见的文学史课程之外带给学生别样的感受。小说家或许也会讲到中国的当下作品，其择取标准以及阐释过程可能同时存在洞见与偏颇，其阐释结论客观上已介入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某些小说家在课堂上对自身创作的阐释和评价，不管以何种方式展开，都不该被视作“无意识”，而是有意识地在建构自我形象，甚至是在进行文学史的定位。
敞开“小说讲稿”的意义空间
小说讲稿作为高等教育探索、文学场域变动的产物，身兼多种功能面向，理当接受多种理论视角、研究方法的考察，才能完全显现其价值意涵。
比如，我们可以用“文学场”的理论视角，追溯小说讲稿兴起的原因，探察从小说家到大学教师的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如象征资本的交换，习性、占位的变化所带来的话语方式的变化，等等。借用“症候阅读法”，我们可以解析小说家多重身份之间的潜在对话，思考身份认同感如何影响其言说效果。评估小说家的理论思考及其原创性，我们可以运用关键词的研究方法，提炼其核心概念及命题。对于小说讲稿中所呈现的影响源，我们可以运用“影响的焦虑”作为研究视角。
这些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原本各有来源和适用对象。我们在此将它们相提并论，是因为它们具备某种共性，即有助于研究者跳出就研究对象而论研究对象的思维局限。而且，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建构一个互文性的研究视域，进而敞开小说讲稿所包含的意义空间。
互文研究的出发点是不同文本的相互关系。小说讲稿作为一种文本类型，至少与以下三种文本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联。
其一，小说讲稿与小说家自身小说文本的关联。小说讲稿所传达的小说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小说家的偏好与褒贬，往往可用作解读小说家自身创作的指南，还可与小说家的创作得失、格局大小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相互阐释。譬如，我们读完王安忆解析《巴黎圣母院》开头的建筑描写，或许更能理解她的《长恨歌》开头为何要大规模地描写上海弄堂。
其二，小说讲稿与中外文学名著的关联。小说家在课堂上可能选讲中外文学史上的某些名著，而忽略或舍弃其他作品。这种取舍所暗含的亲近或拒绝、理解或隔膜，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交流的缩影。小说家在解读名著时所展现的创造性见解以及误读，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最为鲜活的经验教训。
其三，中国当代小说讲稿与国外小说讲稿的对照解读。中国当代小说讲稿明显受到了《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三种》《美国讲稿》（卡尔维诺）等文本的影响。通过比对，我们可以从小说家的见解和表达方式中，分辨出哪些是“影响的焦虑”、哪些是中国作家独特的文学经验和话语方式，进而思考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和中国式阐释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小说讲稿’的整合研究”（19BZW1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