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境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全球政治议程，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环境史逐渐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气候变化、城乡发展、流散移民等全球话题为环境史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拓宽了研究思路，促成了许多跨领域合作。有学者将环境史和去殖民化理论相结合，重新审视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殖民历史遗留问题。针对环境史学如何展现非洲、北美洲和太平洋岛民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文明叙事，以及如何推动全球历史进程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环境史揭示非洲去殖民化进程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当代史教授伊娃·佩萨（Iva Pe?觢a）对记者表示，环境史观丰富了世界对非洲的社会变革、文化体系和生态价值观的理解，同时为探讨帝国主义“遗产”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框架。例如，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出产了大量的铜和钴。近几十年来，刚果（金）陆续出口了钽、铁矿石和锂等稀有矿物。这些矿物是生产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绿色”风车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尽管刚果（金）的矿产资源帮助荷兰等北方国家减少了碳排放量，但是刚果（金）的矿山仍然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能源政策教授本杰明·索瓦科尔（Benjamin Sovacool）将产品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脱碳差异称为“脱碳鸿沟”。佩萨谈道，帝国主义国家竞相争夺非洲的土壤、树木、水源、铜、黄金等自然资源，确立了一种围绕出口矿产资源、经济作物和木材的采掘主义。直到今天，非洲国家依然在处理榨取主义和殖民生产模式的遗留问题。因此，环境史学家揭示非洲生态环境退化背后的历史原因，是让所有人都能拥有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第一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充分证明了环境史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用以研究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克罗斯比认为，帝国主义最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地理环境和生物群等方面。疾病、农作物、动物和环境管理观念在帝国内各地区间持续交流，改变了殖民地的生态系统，同时影响了地方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发展。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威廉·贝纳特（William Beinart）探讨了殖民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农业发展以及专家和专业知识对南非环境的改变。南非大学环境历史学家简·卡拉瑟斯（Jane Carruthers）从环境、社会和政治角度分析了南非国家公园的历史，并证明这些研究角度相互交织、相辅相成。然而，佩萨发现，非洲环境史倾向于探讨野生动物保护和反水土流失措施等主题，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关注非洲城市和工业地区的环境变化与生态价值观发展问题。

　　英国爱丁堡大学环境史教授艾米莉·布朗内尔（Emily Brownell）研究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建筑材料更换对城市环境和“城市化”概念的影响。布朗内尔认为，达累斯萨拉姆人一直在重新概念化建筑材料，城市居民对环境的认知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混凝土最初被西方誉为打造现代性城市的建筑材料。由于生产混凝土离不开进口石油和外国专家的指导，当混凝土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变得稀缺时，当地人便给它打上了“帝国主义”的标签。随后，人们选取坦桑尼亚乡镇生产的泥砖来建设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社会。布朗内尔还发现，混凝土、泥土、沙子、茅草和砖块结合在一起，不停修补着首都的建筑。房主一边出租空闲房间，一边购入混凝土，策划扩建方案。布朗内尔认为，达累斯萨拉姆人通过住房扩建确保了城市空间的安全，达累斯萨拉姆住房的物质性变化揭示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坦桑尼亚家庭对祖国的美好期望。

　　在布朗内尔看来，为全球南方城市撰写主题更为广泛的环境史至关重要。在食品供应和废物处理等非正式活动中，社会、物质和环境交互的历史不但展现了非洲社会去殖民化的进程和独立的生态价值观，还为应对未来的经济危机提供了案例参考。

　　重视太平洋岛民的生态价值观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副教授毕以迪（James Beattie）告诉记者，太平洋环境史的时间跨度很长，包括公元前波利尼西亚大航海到近代反核运动。此外，学者的选题也丰富多彩，包括生态系统、时期变换、社会变化和环境管理的本土化进程等。诚然，太平洋的庞大面积和物种多样性为理解太平洋的生态环境、整合太平洋岛民的生态价值观带来了挑战，但是学者通过查阅不同学科文献，辨别它们的实用性，为构思出有利于太平洋岛民福祉和生态发展的最佳路径提供了支持。

　　毕以迪谈道，环境史展现了太平洋世界多姿多彩的生态文明，揭示了太平洋地区相似而又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从提供食材到生产药品，自然资源不但是太平洋岛屿社会运作的基础，也是文化、宗教和艺术发展的核心。美国罗诺克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G. S. 罗森塔尔（Gregory Samantha Rosenthal）认为，目前，史学界充分探讨了欧洲人在太平洋的流动性，但忽视了被困在原地的非精英和非白种人社群。“波利尼西亚”一词意为“许多岛屿”，起源于早期西方殖民者对海洋空间的概念化，传递了太平洋岛屿之间相互孤立的观念。与此相对，生长于太平洋岛国的作家艾佩利·浩欧发（Epeli Hau’ofa）则将太平洋岛屿之间的海洋视为连接点，而不是分离的空间。不仅太平洋岛民在海洋空间中移动，建筑材料、农业机械、机动车辆、手工艺品、热带水果、根茎作物和晒干的海洋生物等人造物质和自然物也在迁移。

　　在浩欧发的理论基础上，罗森塔尔将太平洋看作一个人口、植物、动物、疾病不断“散居”的世界。罗森塔尔的太平洋散居理论质疑了两种太平洋史和环境史的经典观点。其一，外来因素而非本土因素影响着生态变化；其二，岛屿和陆地是原住民的主要历史舞台。罗森塔尔指出，原产自南美洲的红薯随着波利尼西亚人在岛屿之间流动，最晚在12世纪或13世纪出现在波利尼西亚各岛屿上。太平洋岛民将红薯引入原住民的农业实践和饮食结构中，与芋头和山药等传统块茎作物一起种植。这是一场由原住民主导的环境转变进程，挑战了西方内陆帝国对孤立岛屿施加影响的历史叙事。

　　毕以迪在《移民生态学：太平洋世界环境史》中提到，帝国主义者对太平洋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控制及索取，将岛民和生态环境卷入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程。即便在太平洋岛国实行非殖民化改革后，西方势力仍然试图通过私人公司或政府援助等形式控制太平洋的资源和产业。对此，环境史展现了太平洋岛民不惧挑战，主动适应、保护、改造远海和近海的环境，传承祖辈的生态价值观，主导社会、文化、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气候生态学重塑北美历史叙事

　　毕以迪表示，融入气候科学的研究成果有利于环境史学者走出传统民族国家史学视角，在全球和地方范围内探索环境转变和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历史学教授罗伯特·莫里西（Robert Morrissey）将早期美国边疆史放置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下，从印第安人的生态价值观、生产模式和生态环境变化等角度重新诠释了17世纪末伊利诺伊部族迁移的动机。

　　莫里西指出，早期历史学家参考了17世纪极具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第一手资料，认为伊利诺伊部族迁移是为了接近新建造的法属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前哨基地，从而方便与法国殖民者的贸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质疑外来殖民者是北美印第安历史进程主要推动者的假设，转向寻找印第安人自身的行动逻辑和北美洲的本土动机。莫里西认为，干旱可能是驱使伊利诺伊部族迁移的主要因素。

　　伊利诺伊部族的定居地是北美洲最重要的“群落交错区”之一，覆盖了当今美国的伊利诺伊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的大部分地区。高草草原就坐落在这个广袤的生态过渡区的中心地带，植被丰富，包含林地和草原物种。莫里西还指出，该地区的“边缘效应”，即两个植被区或植物群落重叠区域导致的生物多样性，为印第安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莫里西表示，伊利诺伊部族通过独特的生态交互方式改变了高草草原的地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生产力。印第安人每年通过烧毁林地边界的灌木丛，鼓励草原生长，扩大放牧和狩猎范围。他们还转移了低地水塘的河狸，将河底变成了中等湿度的密林，促进枫树等硬木物种的生长。尽管印第安人主动改造环境以利于部族发展，但是他们并不能控制环境变化。因此，村庄的位置通常决定了部落可以占据哪些生态优势。

　　有学者认为，1645—1715年间出现了“蒙德极小期”，该时期的北美洲大陆和北大西洋其他地区异常严寒。北美洲中部大陆的平均降雨量大幅下降，在1661—1705年间发生了三次短期干旱事件。莫里西认为，干旱中断了高草草原的森林演替，即林地物种不断向东迁移到森林和草原之间过渡带的过程。莫里西推测，伊利诺伊印第安居住地的物种多样性在17世纪90年代这个最干旱的时期急剧下降。所有的伊利诺伊部族都从饥饿岩附近的村庄迁移到了皮米特乌伊村。皮米特乌伊的字面意思是“大火绕过的地方”，指一个森林没有被烧毁成草原的地方。由此可见，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印第安人主动迁移到森林茂密和水源充足的地区，从而维系了部族独特的“群落交错区”生态交互方式和生产模式的正常运作。

　　莫里西将民族史、环境史、气候科学和生态学结合在一个跨学科叙事里，不但增添了理解北美洲中部大陆伊利诺伊印第安文明兴衰发展的维度，还为研究未来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等提供了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