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是清代文学的主题词之一。在这个被今人看来具有总结性的文学时代，所复之“古”不仅有蔚然成说的秦汉、唐宋等，刚刚过去的明代也成为“古”的重要时段。清人的诗文词赋喜欢吟咏明朝故事，小说戏曲喜欢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明代，一些杂史、笔记类文本中，“明”甚至构成一种话语方式。在有清一代文人的心灵深处，明代似乎始终具有挥之不去的影响，其盛世气象、衰亡成因等，是被不断回溯、重复书写的文学主题，其贤臣名士、人文景观也在各种形式的反观和重写中被注入了丰富的内涵。“重写”是清人继承明人且运用最好的创作技法之一，也成了他们想象明代的主要方式。

　　“明代”回望与反思中的文学话题

　　论者多将清初与晚明文学比较、对观，借助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各种言说。这其实来自清初人的文学建构，彼时各体文学创作在题材、主题诸方面都表现出对明代社会和历史的回溯与思考。例如，江左樵子的《樵史通俗演义》直面晚明政局；吕熊《女仙外史》则借唐赛儿起兵事牵合朱棣“靖难之役”及建文帝命运；传奇《桃花扇》以儿女之情写兴亡之事，借助家国同构之喻引入对有明一代兴亡的悠长反思，成为清初文学创作中“明代”想象的高峰之作，影响十分深远。乾隆时唐英的《佣中人》杂剧，写崇祯帝自缢后菜佣汤之琼“以小人而立大人之节”，当即为国殉身，延续的就是《桃花扇》的主题。道光时黄燮清的《帝女花》传奇，借明末坤兴公主与驸马周世显的悲欢离合写一代王朝之衰变，亦表现出对《桃花扇》的心追意摹。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清初文人慷慨激昂或涕泗滂沱的悲愤与感伤已泯然不见，借助对明代的文学想象，作者表达的更多是一份寻究因果的怀古情绪。

　　乾嘉盛世，宏大与稳定是这个以秩序、统一为表征的时代的基本影像，“应制”则经常“侵入”文学性，成为各体诗文乃至戏曲、小说无法回避的创作方式。例如，以“迎銮”为特征的承应类戏曲创作中，文人作家可谓各尽其能，驱使古今名人、各路真真假假的神仙纷至沓来，汇聚于当世，人神杂参，共颂盛世，真假、实幻皆已出离文学与文本。而作家们之所以如此“任性”，并不能以“胡作非为”来解释，其创作中的政治伦理指向明确。不过，透过那繁复的诗山文海，日常生活中蛰伏着的悲苦和不幸也时见端倪。彼时一般文人的笔下，似乎不易体察到来自个体心灵深处的压迫感、窒息感，审美的“乏力”让“我”的声音很难化为有力的“呻吟”穿透文本，刺破云霭厚重的时代天空。即便袁枚、赵翼、蒋士铨、张问陶等讲求性灵创作的诗人，现实赋予他们的创作动力和审美激情都只能或转入道德激情，或转入世俗闲情。曹雪芹的特殊是因为他通过一个家族的悲剧看到了时代之于人类的悲伤，因此为《红楼梦》选择一种“去朝代”的构思。龚自珍的特殊也是因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万马齐喑”的现实问题，进而生发了超越朝代的“问天”之思。他们都是时代的先觉者，敏锐地发现了盛世“衰音”，氤氲于内心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绪激发了他们的创作，尽管那些彷徨苦闷中的悲情喑哑无力，但他们有意识地超越了自身所处的时代，铸就了一种宏大叙事的文学格局。

　 《明史》修撰与“明代”文学想象的展开

　　顺治二年（1645）开始，明史纂修逐渐展开，延续了近百年。文学创作缠夹其中，相关作品应时、应事、应人而生，话题性现象不胜枚举。例如，“以续西涯后”（李杲堂《万季野诗集序》）即步武明代文人李东阳《拟古乐府》为标榜的乐府诗创作就有多种。其中，广为人称道的尤侗《拟明史乐府》一百首，“采其遗事可备鉴戒者”（《自序》），包含了审视有明一代的旨趣。职是之故，即便在大一统政权已巍然确立的乾隆时代，“明”依然作为一种鲜明的印迹存于文人的记忆深处，构成各种文学想象的艺术“情结”。

　　轰轰烈烈展开的《四库全书》编撰，也在“稽古右文”的时代倡导中强化着有关明代的记忆，可以撷取出的话题性内容依然很多。其中，关于科举制度的批判是最为醒目的内容之一，在各体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颇具代表性者如小说《儒林外史》。细读这部小说，可以窥见吴敬梓根深蒂固的明代情结，作品叙事中对明代纪年的强调，足以说明这一点。小说叙事起始的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科举制度已浸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结尾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则到了“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的状态，王朝已呈现衰落之象。第五十六回“尾声”中的万历四十三年，“各省水旱偏灾，流民载道”，而次年即万历四十四年也是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称汗，建立“大金”（史称“后金”），后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这种颇具“意味”的纪年叙事，使明朝的其他重要历史事件也无法逸出吴敬梓的视野，如宁王朱宸濠正德十四年（1519）起兵谋反之事，从王惠任职宁王江西按察使司写出，这与同时期蒋士铨的杂剧《一片石》《第二碑》立足于宁王妃娄氏事迹的构思一样，本意都在于表达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其目的是从不同维度昭示“仁义”在社会伦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这一时期，与有明一代兴衰有关的其他重大历史事件亦未出离清代文人的视野，他们在文学创作中进行“明代”想象的形式与形态多有可圈可点者，以“明”写“清”的文学书写渐多。随缘下士的小说《林兰香》、李绿园的小说《歧路灯》与《儒林外史》大体相类，很少正面涉及兴亡大事，但关乎洪熙、嘉靖等朝政的描写、议论等，多指向政局、世风等关乎兴亡的大节。这些作品多尽力再现和还原明代的背景，但仍不免因为“互现”而渗入清人的审美旨趣，对当时生活现实的思考和讽喻时现笔端。例如，《儒林外史》的尾声借“四客”而“思来”，唏嘘于儒林之无人，其实昭示了通过礼乐文化改造国家现实的无力，所表达出的盛世苍凉之感，显然是作者立足于当时的思想与情绪的写照。

　　否定与眷怀中的“明代”文学想象

　　清人对明代的反思、批判往往不遗余力，否定之语中时见尖刻，不过也多有哀其不幸的表达，对晚明尤其如此，而批评中的眷怀、艳羡更是不绝如缕。二者有时彼此缠绕纠结，难解其“爱之深”与“恨之切”到底哪一面是“表”哪一面是“里”。《樵史通俗演义》批评明末，却以对万历时代明君贤相和生活富足的怀念开始，《林兰香》极说科场案之残酷，也是从洪熙时代的“嗣君仁厚，百度维新”开始。对明人生活方式的摹写，尤可见出清人的复杂情感，类似的文学想象几乎是他们平淡、平庸生活中的亮色所在。例如，《儒林外史》对杜少卿夫妇登游清凉山的描写，与冒襄《影梅庵忆语》记述其携手侧室董白登金山的描写何其相似：“山中游人数千，尾余二人，指为神仙。”凡此，依稀可见清人对明朝（尤其是晚明）生活方式的向往、怀念。

　　清人往往拘泥于礼教的规限，明人却可以做出种种“出格”行为；晚明人的议论之风、狂傲之气乃至玩世、避世的选择等，在清人笔下成为一种包含着无穷想象的“风流”。借助明代人的放言无忌而率意表达，成为许多清代文人创作时常用的手法。那些在吴敬梓时代被视为“不正常”的表现，在“明代”视野的文学观照中，则同时具有了彰显个性、解放思想的意义。在讲究秩序、归于平庸又忧患丛生的时代，借助明代展开相关的文学想象，或是一种追求多元的文学和审美趣味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稳健可行的写作策略，这又给文人创作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追求生存理想的动力。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上，清代文学的“明代”想象具有深广的题材空间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成为清代文人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文学中的历史书写，乃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常见现象。清代文学创作中的“明代”想象，延续了文学中历史书写的一般性传统，又因制度、地域、民族等同质或异质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独具文学个性的书写方式。对其展开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清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及所谓“明清文学一体化”诸现象的文学史价值。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