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反映社会历史、社会实践的艺术形式，而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界作为文艺战线、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推进国家文化建设的重任和构建中国特色文艺话语体系的时代使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工作者应始终坚定文化自信，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己任，表达对世界、时代及现实社会的关切，承担起展现中国新形象、加深世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的责任。

　　建构中国形象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学承担着反映时代发展、建构中国形象的重要任务。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文学中的中国故事包罗万象、千姿百态，既有对历史的回忆与记录、对现在的观察与见证，又有对未来的描绘与畅想，呈现出中国人不断奋进的昂扬姿态。

　　作家以艺术的方式观察时代与社会，描绘人们的生活场景及生存境况。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现实主义手法叙写了社会大变革中新一代农村青年与时代共同成长的历程，不仅真实呈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变，也细致刻画了这一时代背景下个体成长中的艰难与奋斗、选择与坚守、绝望与希望，真切而细腻地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路遥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主题，全面观察与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作家俨然成了时代的“书记官”，而“平凡的故事”可谓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份特殊精神档案。

　　文学作为对社会现实的记录与见证，饱含着作家对中国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深沉关切。文学工作者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直面时代现实，不仅要为国内读者讲好中国故事，还应主动承担起向全球读者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发出富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中国声音，塑造新时代的中国大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的确，文学艺术创作离不开时代与现实，也折射出创作者对时代与现实的观察、理解和认知。对作家而言，成长的背景与生活的环境对其创作影响深远。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新时代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社会现实为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厚营养和创作灵感。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声音、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中国力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更加突出，文学的时代感、现实感日益增强。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都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可以说，好的中国故事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反映的始终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为了准确、真实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道路、表达好中国主张，我们必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在这方面，文艺作品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文学具有动态建构和传递中国形象的功能，并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因此，在对外传播中能向域外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展示中国人精神风貌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新时代文学的新使命与新方向。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讲好中国故事，作家要有广阔视野和家国情怀。广大作家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将文学创作与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定文化自信，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观察社会现实，创作出更多饱含时代气息、蕴含中国精神、反映中国道路的文艺作品，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向世界展示中国气度与中国力量。

　　例如，作家贾平凹始终关注时代浪潮中的中国乡村与城市，用作品讲述转型时期的中国现实与中国精神，并表达出深刻的现代性反思。他的《浮躁》于20世纪90年代被译成英语，备受海外关注。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农村改革的小说，西方评论文章称该小说“以唐传奇的方式讲述了当代改革主题”，“给西方读者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贾平凹立足中国本土经验，敏锐地将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及冲突中的阵痛、困惑传达出来。这类作品不仅更新了域外读者对中国的认知，塑造了进步的、现代的、理性的中国形象，也彰显了中国恢宏、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风范。（姜智芹《让世界倾听中国文学故事》）此外，还有格非、王安忆等作家，他们的写作对接现实、介入当下，既不回避现实问题，也不因此而走向价值虚无与精神极端。他们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书写这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体现出小说写作的“社会性”价值与意义。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立足中国现实，创作出能够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作家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三贴近”原则，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全球化时代，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我们只有扎根传统文化，立足本土经验，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交融中讲述人类共同关心的故事，传达人类共通的情感，才能创作出具有生命力的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第三，讲好中国故事，要有丰富多样的讲述方式，要有中国传统底蕴。新时代，中国大地日新月异，中国发展突飞猛进，这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既是丰富的资源，也是极大的挑战。作家们应摆脱单一的讲述方式，既要学习与借鉴外国文学叙述艺术，也要继承与接续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作手法，创作出既具民族特色，又能为各国读者所接受的文艺作品。

　　例如，作家格非自创作“江南三部曲”以来，凭借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古典资源中汲取各种养分与元素，并用西方现代小说的理念与技艺重新整合，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中国式诗意”，讲述属于中国的故事。《人面桃花》以崭新的中国风格与面貌强势回归读者的视野。该书名巧妙用典，化用了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书中的理想之地花家舍，则俨然又是对东晋诗人陶渊明“桃源”之典的活用。小说中多处用典，如“喜鹊学诗”、密探仿“姜太公钓鱼”等，都是借用了诗词典故来表情达意。此外，这部作品也吸纳了古典章回小说常用的草蛇灰线、千里设伏等叙述技巧，而其文白杂糅、朴素典雅的语言风格也与古典章回小说一脉相承。（郭冰茹《中国当代小说与叙事传统》）随后，《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隐身衣》《望春风》等陆续面世。这几部具有东方诗意的小说也是兼具世界性和民族性的佳作，既呈现出古朴而浓酽的古典气韵，又洋溢着鲜明的现代精神，并始终保持着先锋的精神品格，直面时代的变迁与人心的动向，深刻反思中国现代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使命。文艺工作者既要积极继承优良传统，也要勇于发展创新，立足于当代丰富的现实生活和丰盈的人性人情，塑造并传递一个进步的、发展的、现代的中国形象，展现自信而勇敢的中国人精神风貌。作为时代的“感受器”，作家可以敏感地感受到世事变迁、时移世易，在这样一个全球化飞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如何讲出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当代意义及现实意义，是中国当代作家的责任所在。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