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社会史的分析视角，探讨一个区域文学现象如何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景观，是一种创新的研究进路。明清之际，河南商丘常受黄河泛滥之苦，地瘠民贫，文事却异常繁盛，涌现出侯方域、刘伯愚、宋荦等一批文学宗匠。这种文学奇景，唯有放诸区域历史的演变脉络中，方可得到全面而深入的阐释。

　　登科免役孕育文坛盛事

　　区域文学的发展须有合适的社会土壤。在古代社会，文学兴盛之地往往就是科举发达之地。在明代，商丘有两套行政系统。一是州县系统的河南省归德州（后升为府），二是卫所系统的南直隶归德卫，各辖官署、土地、人口，互不统属。归德卫行政级别远高于归德州，官兵因军功在明初受封大量田地，赋税亦较轻，其家族得以长期掌控商丘社会。但是，这种社会结构在嘉靖年间戛然而止。嘉靖二十四年（1545）归德州升为府之后，进士出身的知府凌驾于归德卫官之上。

　　侯方域《赠季弟序》称，“士非登甲科不贵”。从另一角度来说，登科之后，亦可免徭役之苦。于是，嘉靖中叶之后，在家族的财力和社会资本支持下，卫所子弟开始致力科场，并成为其中翘楚。据康熙本《商丘县志》载，卫所子弟刘格“家饶于财，郡西南有田十万亩”，他“从南仪部黄汝亨、马元调辈学”，还延请浙江八股名师、解元宋凤翔至家中教其子刘伯愚、外甥吴伯裔等。侯方域从曾祖亦劝子侄致力于学，诲其“吾戍籍也，尔不力于学，将为伍卒矣”。嘉靖末年，归德有8人中进士，其中，李嵩、朱家相、黄钧、沈鲤均为归德卫籍。万历中叶，侯方域从祖侯执躬、祖父侯执蒲相继中进士。万历末年，侯方域父侯恂、叔父侯恪亦中进士。

　　有学者统计，明末商丘的科考成绩居于河南之首，至万历初年，商丘“郡中士大夫岂下千人”。崇尚科举的社会风气塑造了沈鲤、宋纁等文学宗匠朴实典雅的文风。沈鲤之文通达爽畅，一洗时文险僻虚浮之弊。其奏疏《请建储第二疏》《请罢矿税疏》等篇引六经立论，言辞刿切，酣畅淋漓；其散文《自适园记》《放鹤记》《亦玉堂记》等篇循循善诱，含蓄蕴藉，在幽微之处体现出清新脱俗的人生情趣。宋纁擅文之外亦有诗名，其诗《田园雅兴》有句：“鸡犬吠新巷，牛羊卧浅沙”（王增文等《商丘文学通史》），一幅恬淡闲雅的田园休憩图跃然纸上。

　　官场支持提高文学声望

　　在古代社会，文人往往为官，其文学声望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官场成败得失。明末商丘文学能产生全国性影响，原因之一就是商丘文人有官场支持。侯方域叔父侯恪、座师宋权，均出仕为官。侯恪之诗“虽原本杜甫，而一归于储光羲、刘脊虚、陈子昂之意”，其诗《督亢怀古》通过凭吊古燕国督亢遗址，怀念荆轲刺秦的侠烈，抒发怀古之幽情。宋权之诗以杜甫为宗，其诗《人日大风歌》曰：“人日狂风吹广陆，风中沙石相追逐。春光未遣柳条青，老树排空万枝秃。昔卷杜陵堂上茅，今飘商丘宋子屋。鸱鸮劲翮素豪健，冲斜欲落同蝙蝠。吁嗟！天宇何时清，慰我农人苏百谷。”作者忧思家国，诗风一如杜少陵。

　　官场的支持亦化为商丘士子取得文学成就的社会资本。崇祯三年（1630），侯恪主持南直隶乡试，张溥、杨廷枢、陈子龙等中举成为他的门生。同年，张溥之友伦之楷向其推荐刘伯愚之文，刘伯愚始知名于江南。崇祯五年前后，宋玫、宋应亨亦向张溥推举刘伯愚为中州文人第一。当时，杨廷枢恰在选刘伯愚的社稿，亦称许刘伯愚。于是，张溥命刘伯愚试辑江北之文，刘伯愚不负厚望。张溥遂“事数子之约”，此后“江北虽广，征述文行，犹之雪园五子”。刘伯愚之文后毁于兵火，难以再见。据张采《刘千之合刻序》称，刘伯愚之文“条理而潆洄”。

　　崇祯八年，万寿祺与彭宾至商丘访侯方域；不久，蒋鸣玉、周勒逌相继到访商丘，访侯方域，对其极为推崇。崇祯末年，侯方域得陈子龙、世交陈贞慧等人之助，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坛盟主。侯方域在南都时撰有名篇《李姬传》，虽系人物小传，然其自劝拒阮大铖、桃叶渡送别、拒见田仰等生活细事入手，区区数笔，便勾勒出李香有情有义的感人形象；《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系其谏言阮大铖改过自新之作，看似词微义婉，实则词严义正，气势磅礴。

　　交通便利促进文人交流

　　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是实现文学交流的必要条件，明末商丘文学的繁盛，一定程度上便得助于其南北交通枢纽地位。进入清代，商丘文坛盛事仍延续了一段时间，亦是得助于交通之便。

　　江南文人多次访问商丘，同商丘文人常有诗文往还。顺治十年（1653）春，何次德访商丘，侯方域、徐作肃、宋荦与其多有诗文往来。例如，徐作肃有诗《送何次德还金陵何归自都门》抒其主客相得、相见恨晚之情。侯方域去世后，计东亦多次过访宋荦。顺治十三年，计东客居商丘，徐作肃、宋荦与其交游。徐作肃有诗《送计甫草》，诗中“入秋十日犹酷暑，送子北渡黄河流。沙田烟起曰爚赫，踟蹰周道增烦忧。忆昨过门方四月，荷钱帖水长梧楸。祇今倏忽已百日，行惊时序如沤浮”几句，流连惜别，感情真挚。顺治年间，陈贞慧之子陈宗石娶侯方域之女，入赘侯府。陈宗石善诗，胞兄陈维崧为清初词家之冠，亦随弟长期寓居商丘，与宋荦、贾开宗等商丘文人酬唱相答。宋荦有诗《次韵詶陈其年》，用西汉枚乘梁园即景赋雪之典，抒发对陈维崧岁末雪日到访商丘的欣喜之情。

　　侯方域、宋荦等人亦有江南之行，进行过广泛的文学交流。顺治九年，侯方域下江南，访陈贞慧，祭吴应箕，致书方以智。侯方域名篇《祭吴次尾文》《与方密之书》即作于此时。《祭吴次尾文》从往日交游患难娓娓道来，梦中之思、悼亡之痛，缠绵呜咽，感情真挚；《与方密之书》借多年珍藏方以智赠衣一事抒发深切思念，情思如注，引人共鸣。他还与吴伟业、张自烈等人维持了书信往还。顺治十二年，宋荦访萧云从、唐允甲于芜湖，访胡贞开于杭州，访倪闇公、杜于皇、康小范、张尔公、陈伯玑、吴汉若、董文友于南京；过南京高座寺，访无可大师（方以智）。其即事诗《赠无可大师》运用白云、青山、高台、花雨、远磬、曲径、松阴、幽兰等意象，烘托高座寺之幽深静谧，叙作者深山访僧，迫不及待请教前朝风流，不觉日已西垂的情景，清丽脱俗，意蕴无限。

　　揆诸明清之际商丘文学的兴衰，不难看出，中国古代地域文学的发展需同时具备三个基本要素：易于产生科举世家的区域经济制度、广泛深厚的政治支持以及频密深度的切磋交流。正因具备了这三个基本要素，明清之际商丘文学方与江南文学鼎足而立，此亦为中国多地古代文学发展的内隐逻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