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起，西方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严重。美国作家雷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引发了人类对生态环境污染的广泛思考，成为西方环境运动的标志和里程碑。随后小林恩·怀特的经典著作《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1967）从西方文化视角，进一步剖析了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思想和文化根源，即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中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20世纪7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从关注环境污染、保护野生动物、节约资源转向关注整个生态系统和全球环境保护合作。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深层与浅层：一个长序的生态运动》中提出深层生态学理论，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平等和普遍联系，呼吁人类舍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小我”，建立生态整体主义意识观，以整个自然系统“大我”的发展与完善为终极目标。美国印第安文化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互惠的生态伦理，与深层生态学相契合，也为人类解决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提供新的实践路径。美国本土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均深受印第安传统生态观影响，提倡一种深层生态的生存模式，批判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探索重构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发展共存的方式。本文围绕深层生态学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平等观”和“生态自我实现”两个基本概念，基于对美国本土裔作家莱斯利·西尔科、琳达·霍根文学代表作品的分析，探讨了印第安民族对生态矛盾的解决方式，以及对自我身份的执着寻求，彰显了印第安族裔的生态智慧，突出了深层生态思想在当下的现实意义，呼吁人类进一步建立生态共同体的生态意识。
生物中心主义平等：印第安传统生态观
深层生态学创始人奈斯认为“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物种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整个地球的发展取决于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互相联系与合作”，该观点表明了深层生态学的终极目标之一：生物中心主义平等，也是奈斯“生态智慧T”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解构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建构一种平等共享、和谐互惠的生态整体观。美国印第安人坚守宇宙万物在时空中循环往复的生命哲学，即印第安宇宙整体观。印第安人的生态哲学建立在对大地的崇敬和对万物灵性的认同基础上，对人与万物给予平等的关怀并致力于构建平等互惠的生命共同体。美国印第安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通过书写印第安人的生存故事，呈现了印第安人与土地、动物和传统之间的生态智慧。
印第安创世神话和灵性传统，体现的是人与动物的平等关系。在印第安人的传统神话传说中，动物扮演着部落祖先、宇宙创世者、人类守护者和帮助者以及氏族文化英雄的角色。西尔科在小说《典仪》开篇，就写了一首“创世诗”，诗中写到“思想女人，蜘蛛女/命名万物/当她冥想/万物生成”。诗中的蜘蛛祖母代表了源于动物的思想和智慧。霍根在小说《太阳风暴》中也讲述了海狸创世的故事，“海狸创造了人类，并与人类约定要互相帮助。海狸为人类提供鱼、水鸟和动物。人类则相应地负责保护这个世界，并学会同神灵和万物沟通”。在印第安人朴素的生态智慧里，动物是人类的导师，是“非人类的人”。在动物的帮助和引导下，人们学会辨别方向、探寻水源、预测天气和抵御灾难等种种生存技能。因此在部落狩猎活动中，印第安人会克制自己的猎杀行为，限定猎杀的数量，以保护生态的良性循环。同时族人还会通过仪式和祈祷活动表达对“动物服从命运，奉献自己”的感激，狩猎活动使印第安人和动物在相互交融中形成生态整体观。此外，印第安文化的泛灵思想认为自然万物都具有生命力和灵性，都是人类的亲属，是环境的共同创造者，是有序且平衡的生存整体的必要构成。印第安人对于动物的感激敬畏之情，还体现在部落特有的图腾崇拜的文化现象中。通过图腾崇拜，印第安人肯定了人与万物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印第安人“生态中心主义平等”的思想。
印第安人的地域景观意识，体现了人与大地相互依存的生态伦理。印第安人把土地称为创世“圣地”和“大地母亲”，对土地的奉献和惠顾充溢着感激之情，并与土地之间形成一种“互惠” 性的双向依赖关系。一方面，人类依赖土地获取一切生存资源；另一方面，人类对土地肩负责任感和保护意识，需要通过复兴世界以确保土地的丰饶，保持土地的持续生命力。美国印第安作家奥尔提兹的土著文化哲学阐释了人与土地的辩证关系：“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人类有责任感的社会与文化观，继而就没有维持生命的土地”。美国印第安评论家波拉·甘·艾伦也曾论及：“人亦为土地，这是千百年来贯穿于印第安文化之精髓，土地是人类的源头，人类是土地存在的意义。”对印第安人来说，土地不但是生命之源、万物之母，还承载着巨大的精神影响力以及神奇的治愈能力。印第安的口头讲述故事大多以“地域”为基础，地域景观对印第安人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涵盖了土地、天空以及人类和所有囊括在地域景观里的东西。《典仪》中主人公塔尤从小由舅舅抚养长大，在与舅舅一起骑马放牧时，舅舅告诉塔尤“我们就来自这里（看似平凡的峡谷、山泉和土地）”。《太阳风暴》中描述，“挪威和瑞典的伐木工人砍伐了森林；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都渴望获得水力；法国的猎手捕捞海狸和狐狸，直到它们都消失了”。地域意识的缺失让印第安土地失去了原本的灵性生命，更进一步冲击了印第安部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正如深层生态学的代表利奥波德在著作《沙乡年鉴》中提及的“土地伦理”：“大地的存在为人类提供精神上的支撑，两者是共生共存的模式。” 土地对印第安人的深刻意义，不仅体现在它为人们提供物质生存的基础，更是它塑造了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记录了部落传统与历史，形成氏族的精神信仰，确定了部落成员的身份归属与存在感。
生态自我：印第安人的景观认同与典仪传统
自我实现是深层生态学的另一终极目标。奈斯把自我成熟的发展阶段分为本我、社会自我和最高阶段的生态自我，区别于西方认知理论中的欲望自我（本我）、理性自我（自我）和道德自我（超我）的认识。西方的自我代表狭隘的“小我”意识，强调个体欲望的实现，而深层生态学的“生态自我”则是具有系统和生态双重意识的扩展的“大我”，它倡导人类与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山川、河流以及土地等的紧密融合。奈斯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认同，有助于建立生态共同体的平等依存关系，有助于制约人类自我和社会本我的欲望，让自我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从而将社会自我升华为生态自我，完成生态自我的实现。美国本土裔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普遍经历了生存环境的破坏，与部落土地的分离，部落记忆的遗失，以及族群的疏离和自我的迷失。他们在治愈个人和群体的身心创伤，追寻自我身份的历程中，通过重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小我”扩展为“大我”，从而实现了“生态自我”的回归。
印第安人的典仪帮助人类重构与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统一，实现生态自我。在传统的印第安社会里，典仪不仅在农耕劳作、社会活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重要地位，还承担着救治伤病的特殊作用。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自身与宇宙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会导致个人疾病的发生。根据印第安宇宙整体观，整个宇宙万物的和谐失衡源于自然万物之间相互依存与和谐统一关系的破裂，并最终导致人类遭受身心的磨难。印第安传统的典仪可以治愈个人的疾病与创伤，帮助人类重建与万物的联系。印第安人通过典仪重现创世传说中宇宙的和谐与统一，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引导人类重新建立与自然万物和谐永续的生态关系。以典仪为代表的印第安宇宙整体观契合了深层生态的整体观。小说《典仪》中，战争的精神创伤和部落文化的疏离感，让主人公塔尤陷入痛苦和绝望的泥潭。印第安药师告诉塔尤，他的创伤是印第安族群这个“更加宏大的整体创伤一部分，只能通过某种宏大且包容一切的事物来实现”，即通过典仪建立与自然的联系从而得到治愈。最终部落药师为塔尤举行了复原典仪，传统的沙绘仪式帮助他恢复了对山河、草木、岩石、动物等自然万物的情感，确定了生活的方向，开启了自我实现的复原之路，重建了万物和谐、平等互依、融合共存的印第安宇宙整体观。
对地方景观的重新认同，让印第安人找回身份归属，实现生态自我。在印第安文化中，地方景观是富有生命力量的，在展现地形地貌的同时也记录了部落的历史，印刻着文化与习俗。印第安口头流传的故事大多根植于部落土地的文化和历史，讲述人与动植物、人与神灵的联系。传统的印第安人基于对生活的自然环境的体验，以及对部落文化发源地的体验逐渐形成对地方景观的认同，并逐渐建立起自我认识，以及自我与土地关系的认知，进而形成一种地方感和归属感。小说《太阳风暴》中洛瑞塔、汉娜、安琪拉祖孙三代身上都带着个人和群体的创伤。小说主人公安琪拉因遭受患有精神疾病的生母的虐待，从小被寄养于不同的白人家庭，经历了与家乡土地和文化的疏离，并遭受着亲情与家园双重意识缺失的创伤。于是她决定去“双城”找到母亲汉娜以疗愈内心的创伤，在这一旅途中，“活地图”印第安曾祖母朵拉鲁杰凭借其记忆里的地方感，借助自身对民族地方文化和历史典故的丰富认知，引领大家前行的道路。安琪拉心中沉睡的民族记忆也在对印第安文化的重新认识中被逐渐唤醒。曾祖母朵拉鲁杰对安琪拉梦境的解释启发了她关注荒野中的动植物，切身体会到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的亲缘关系。通过重拾地方景观的记忆，安琪拉疗愈了内心的伤痛，将其个体融入自然世界的整体之中，内心的“小我”意识逐步被“大我”的情怀取代，实现了生态自我，在自然中重新找到了身份的归属。
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主要围绕着“归家”主题讲述了印第安人离开故土和传统，在经历疏离绝望后最终重回家园寻求身份归属的生动故事，同时在作品中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态观察视角，引导人们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以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观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舍弃“小我”的私欲，将自我融入自然万物的“大我”，实现生态自我的重建，人类才能真正拥有家园并能回归家园。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文学归家范式研究” （18YJC752003）、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琳达·霍根小说生态主题研究”（JAS18085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外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