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收到了郑鲁南女士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1集，内容是70位翻译家谈翻译国外名著的经验和甘苦，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师长、同事和朋友，因此读起来分外亲切，感同身受。

　　翻译界老前辈严复有言，“译事三难：信、达、雅”。信就是忠实地译出原文的意思，需要精通中文和外文，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更不用说文字畅达和要有文采了，所以翻译家们对译作都要反复推敲、精益求精。杨绛先生的译作《吉尔·布拉斯》，在大修大改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6年出了第一版，即使如此，她还在1962年进行了修订，数十年之后她还“恨不能再加修改”，可见译文的修改永无止境。

　　译作看起来是一本书，其实在成书之前，译者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尤其从前没有电脑，手工抄写和修改更是费力。罗新璋校读15卷《傅雷译文集》，就花4年时间手抄了傅雷的全部译文275万字中的255万字，“有20万字译文没抄，那是因为我买到的法文书行距太窄，写不进去字，但也做了笔记”。至于译作定稿之前要有一遍两遍甚至多遍的草稿，就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我曾经为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而庆幸。久而久之才体会到干翻译这一行，从早到晚都在动脑筋，晚上写作到半夜是家常便饭，甚至连大年初一都在忙碌，基本上放弃了正常的休息和娱乐，实际工作时间比上班要多得多。正因为如此，许多翻译家都珍惜时间、生活朴素，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我在外文所科研处工作的时候，有一来访者穿着极为普通，我以为他是清洁工，不料他自报家门说“我是傅惟慈”，我吃了一惊，他可是通晓多国语言的翻译大家啊！

　　译者与原著作者之间往往有一种缘分，因而愿意以毕生的精力去翻译文学巨著。许多翻译家都有钟爱的作家，例如傅雷译巴尔扎克，草婴译托尔斯泰，叶廷芳译卡夫卡，徐和瑾译普鲁斯特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翻译左拉作品的毕修勺。法国作家左拉于1902年去世，毕修勺正好在1902年出生。他18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迷上了左拉的小说，立下了终生翻译左拉作品的宏愿。回国后在任教和办学的同时，他从1927年出版第一部译作《左拉短篇小说集》开始，陆续翻译了左拉的几乎全部长篇小说，在历经坎坷后于1992年去世。

　　大凡有名望的翻译家，必然是毕生潜心译作，甚至工作到最后一息。先师罗大冈先生年逾古稀，还在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母与子》（三卷本）。他每天用一部梯子爬到小阁楼上去翻译，听到夫人敲楼梯才下来吃饭，费时多年终于坚持译完并出版。北大许渊冲教授已近百岁高龄，还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当年我与艾珉女士一起开会和参加活动，后来听说她身体欠佳，多次手术，见面也越来越少。看了她的《浅谈〈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才知道她为出版多达30卷1200万字的《巴尔扎克全集》，从1983年立项到1999年首版，前后花费了16年心血，可谓甘苦备尝。罗念生先生坚持翻译《伊利亚特》，弥留之际还嘱托王焕生继续译完全诗。复旦大学徐和瑾教授决心独自翻译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我曾劝他不要为此“送了老命”，但他依然勇往直前，终于鞠躬尽瘁，在出版四卷后“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大多数翻译家尽管工作十分辛劳，但由于心无旁骛，却往往得享高寿。书中的译者有30多位已经去世，最长寿的是杨绛先生，105岁，其他人去世时也多在耄耋之年。健在者约有40位，最年长的是许渊冲教授，99岁。笔者今年76岁，相比之下尚属后辈，可以算是“年轻人”了。

　　艾珉女士认为“要吃透原著，仅仅懂法文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深厚广泛的知识积累，至少应谙熟欧洲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诚哉斯言！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不能只按字面意思拿着字典翻译，而是要在熟练掌握中外文的基础上创新。罗新璋先生以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翻译法国中世纪名著《特利斯当与伊瑟》，我的研究生同学施康强模仿明清话本的文体翻译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就是很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