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的翻译家
2020年06月11日 08: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1日第1945期 作者:吴岳添

  疫情期间,收到了郑鲁南女士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第1集,内容是70位翻译家谈翻译国外名著的经验和甘苦,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师长、同事和朋友,因此读起来分外亲切,感同身受。

  翻译界老前辈严复有言,“译事三难:信、达、雅”。信就是忠实地译出原文的意思,需要精通中文和外文,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更不用说文字畅达和要有文采了,所以翻译家们对译作都要反复推敲、精益求精。杨绛先生的译作《吉尔·布拉斯》,在大修大改后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6年出了第一版,即使如此,她还在1962年进行了修订,数十年之后她还“恨不能再加修改”,可见译文的修改永无止境。

  译作看起来是一本书,其实在成书之前,译者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尤其从前没有电脑,手工抄写和修改更是费力。罗新璋校读15卷《傅雷译文集》,就花4年时间手抄了傅雷的全部译文275万字中的255万字,“有20万字译文没抄,那是因为我买到的法文书行距太窄,写不进去字,但也做了笔记”。至于译作定稿之前要有一遍两遍甚至多遍的草稿,就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我曾经为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而庆幸。久而久之才体会到干翻译这一行,从早到晚都在动脑筋,晚上写作到半夜是家常便饭,甚至连大年初一都在忙碌,基本上放弃了正常的休息和娱乐,实际工作时间比上班要多得多。正因为如此,许多翻译家都珍惜时间、生活朴素,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我在外文所科研处工作的时候,有一来访者穿着极为普通,我以为他是清洁工,不料他自报家门说“我是傅惟慈”,我吃了一惊,他可是通晓多国语言的翻译大家啊!

  译者与原著作者之间往往有一种缘分,因而愿意以毕生的精力去翻译文学巨著。许多翻译家都有钟爱的作家,例如傅雷译巴尔扎克,草婴译托尔斯泰,叶廷芳译卡夫卡,徐和瑾译普鲁斯特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翻译左拉作品的毕修勺。法国作家左拉于1902年去世,毕修勺正好在1902年出生。他18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迷上了左拉的小说,立下了终生翻译左拉作品的宏愿。回国后在任教和办学的同时,他从1927年出版第一部译作《左拉短篇小说集》开始,陆续翻译了左拉的几乎全部长篇小说,在历经坎坷后于1992年去世。

  大凡有名望的翻译家,必然是毕生潜心译作,甚至工作到最后一息。先师罗大冈先生年逾古稀,还在翻译罗曼·罗兰的小说《母与子》(三卷本)。他每天用一部梯子爬到小阁楼上去翻译,听到夫人敲楼梯才下来吃饭,费时多年终于坚持译完并出版。北大许渊冲教授已近百岁高龄,还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当年我与艾珉女士一起开会和参加活动,后来听说她身体欠佳,多次手术,见面也越来越少。看了她的《浅谈〈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才知道她为出版多达30卷1200万字的《巴尔扎克全集》,从1983年立项到1999年首版,前后花费了16年心血,可谓甘苦备尝。罗念生先生坚持翻译《伊利亚特》,弥留之际还嘱托王焕生继续译完全诗。复旦大学徐和瑾教授决心独自翻译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我曾劝他不要为此“送了老命”,但他依然勇往直前,终于鞠躬尽瘁,在出版四卷后“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大多数翻译家尽管工作十分辛劳,但由于心无旁骛,却往往得享高寿。书中的译者有30多位已经去世,最长寿的是杨绛先生,105岁,其他人去世时也多在耄耋之年。健在者约有40位,最年长的是许渊冲教授,99岁。笔者今年76岁,相比之下尚属后辈,可以算是“年轻人”了。

  艾珉女士认为“要吃透原著,仅仅懂法文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深厚广泛的知识积累,至少应谙熟欧洲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诚哉斯言!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不能只按字面意思拿着字典翻译,而是要在熟练掌握中外文的基础上创新。罗新璋先生以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翻译法国中世纪名著《特利斯当与伊瑟》,我的研究生同学施康强模仿明清话本的文体翻译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就是很成功的范例。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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