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百年不遇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中美两国本应守望相助，合作应对。但是，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慌情绪为美国对华鹰派提供了攻击中国的机会，中美关系面临着建交40多年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要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我们既要对自身的发展有信心，也要认识到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会消解，甚至有可能急剧激化。

　　今年两会是在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两会推迟召开，会期较往年明显缩短，《政府工作报告》篇幅仅约一万字，为改革开放以来最短。篇幅虽短，但却脚踏实地面对疫情挑战，实事求是规划未来，宏观经济目标鼓舞人心。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美国、巴西成为受创最为严重的国家。

　　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面对百年不遇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中美两国本应守望相助，合作应对。但是，疫情蔓延带来的恐慌情绪为美国对华鹰派提供了攻击中国的机会，中美关系面临着建交40多年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逐渐确定了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基调，以全政府、全社会的方式，对华进行全方位遏制。中美两国在经贸、科技、人文交流，以及涉港、涉台、涉疆等问题上的摩擦加剧。

　　美国对华政策大幅调整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和背景。

　　第一，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过去40多年，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总体态势是美强中弱。然而，这一态势近年加速酝酿根本性转折。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各个方面持续追赶，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正在逐渐缩小，这是导致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随着两国力量的日益接近，中国在对美交往中越来越自信，美国则越来越焦虑，这种焦虑感在美国战略界、政界正成为较为普遍的情绪。

　　第二，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忧虑。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反共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近年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使美国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深感忧虑。在他们看来，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美国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对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挑战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题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该报告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阐述特朗普政府展开对华战略竞争的指导性原则和具体方式。报告认为，过去40多年，美国以为只要扩大开放市场、增加对华投资、允许中国接触美国高科技、培训军事人员，就可以使中国走上自由化，但却始终低估了中国控制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意愿。对华接触政策没有达到美国预想的让中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目的。特朗普政府采取与中国竞争的方式。报告的结论是，美国认识到两种制度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将以“全政府—全社会”的方式继续维护自身利益。

　　第三，美国“吃亏论”。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受害者。对华贸易赤字增加，双方的市场准入不对等，使美国“每年都要输给中国5000亿美元”“美国损失了数百万制造业岗位”。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以“不公平手段”支持本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使得美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加大对华施压，意在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压低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以谋取更多利润。

　　第四，美国国内逆全球化浪潮和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为特朗普对华强硬政策提供了土壤。近年来，美国贫富差距扩大，族群矛盾加深，民粹主义势力抬头，政治极化愈演愈烈。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加剧了贫富分化。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推动者，然而，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表明，中低收入群体并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的红利。为了降低成本，美国企业纷纷外包，美国的产业出现空心化，制造业严重衰退；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冲击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特朗普的支持者大部分是白人蓝领劳工阶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他们的境遇每况愈下。他们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指责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特朗普提出的 “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意在赢得这部分选民的支持。

　　第五，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令本已严峻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疫情蔓延带来恐慌情绪，推动特朗普政府内的对华鹰派与中国进行更彻底“脱钩”，使得“脱钩论”进一步升温。对华鹰派正在借助疫情推动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尤其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2020年3月22日，特朗普宣布启动《国防生产法》。该法赋予总统权限，要求私营企业为国家生产必需物资，对相关物资的生产提供贷款并直接购买。该法案的启动为特朗普政府实施不计成本的强行“脱钩”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2020年3月27日，特朗普任命主张中美经济“脱钩”的纳瓦罗为联邦政府的《国防生产法》协调人。

　　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特朗普政府在经济、科技和人文交流领域采取多项措施，试图使中美两国部分乃至全面“脱钩”。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产业链“去中国化”。一是把中国制造的零部件排除出高科技和军事相关产品，同时从通信基础设施中排除中国企业；二是加大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的审查；三是鼓励并吸引美国企业撤离中国。

　　第二，推动金融“脱钩”。中美贸易战已从经贸领域逐渐延伸到金融领域，美国金融领域加大对中资的监管。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外国控股公司问责法案》，禁止连续三年未能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规定的任何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此举被普遍认为是剑指中国。该法案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民主共和两党首次在参议院对中国共同采取的行动。该法案还需交众议院审议、总统签署后才能生效。

　　第三，科技及人文“脱钩”。从中美建交至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中美科技关系总体上处于合作态势。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民间领域的科技合作显著升温。自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中美科技领域的部分矛盾开始显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分歧也显著增加。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责中国“盗取美国知识产权”，要求限制“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并购”。此后，美国明显加大对中美科技合作的干预，对中美之间技术、数据、资金、市场、人才的自由流动设置障碍。在人文交流方面,2017年以来，美国国内掀起一股质疑中美人文交流的逆流。一些美国人士提出“锐实力”的概念，认为中国借助人文交流对美国实施意识形态“影响”和“渗透”，警告美国人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美的“渗透和影响”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立法及执法举措，对孔子学院、中美高校交流与合作、中国在美创立的媒体及分支机构等人文交流项目与活动进行严格审查、监控与限制，给中美人文交流蒙上阴影，中美科技、人文交流事实上近于“停摆”状态。

　　深化中国与世界的理解与互动

　　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严峻而复杂的局面，反映出当今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冷战后最为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作为今年发展主要目标和下一阶段工作总体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对当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严峻而复杂形势的回应，表达了“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决心。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愿意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神，与美方共同建设一个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

　　面对中美关系严峻而复杂的局面，笔者认为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第一，要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我们既要对自身的发展有信心，也要认识到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会消解，甚至有可能急剧激化。

　　第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管控中美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努力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的人民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友谊不会轻易崩塌。在当前“反中”成为美国新的“政治正确”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对华交往仍然抱有很高的热情。美国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外交家以及严谨治学的中国问题专家，仍在努力维持与中国同行的对话和交流，以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化解分歧。

　　第三，加强和改善对外传播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我们的对外传播平台应当多元化；应高度重视新型社交媒体的作用，让对美关系的公共讨论空间多元化。我们要了解美国的舆论环境，为美国媒体了解和报道中国创造条件，用他们的嘴和笔讲好中国故事。

　　第四，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加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留住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吸引更多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在经贸和技术领域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多边合作；坚持同美国企业和科学家合作；继续努力扩大同美国社会各界的交往，广交朋友，深化中国与世界相互间的理解和互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