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声诗词社是以新文学社团的运行模式为参照的现代旧体诗词社团。虽然它并非纯粹的词社，但因其创办者沈祖棻向以词人和词学家名世，且所办刊物多涉及词的创作和词学理论主张，故而可以对正声诗词社的考论为切入点，以沈祖棻参与的社团活动为线索，描画其由传统词社到现代社团的转变轨迹。此外，也可借此展示现代词学社团作为现代文人组织形式对于词学知识生产的体制性意义。

　　早在沈祖棻进入中央大学之前，当时的词学教授吴梅已与学生雅集结社，组织以东南大学师生为主的“潜社”，寓潜心学术之意，卢前、唐圭璋、王季思等均为社中一员。此后，入学较晚的沈祖棻亦加入词社。词社成员所填之词汇编为《潜社词刊》。潜社代表着当时传统词社的组织方式在现代的延续，只不过此时学缘关系，而非血缘或地缘关系，成为维系社团运行最重要的基础。

　　除了依靠词学教授的引导外，乐于填词的学生也化被动为主动，自行组建词社，互相鼓励习词。尤其是当时中央大学的女学生所办的梅社，可谓别具一格。她们各自以能显示自己特点的词牌名为笔名，也以《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女性角色自拟，每两周一聚。社员轮流主持集会，主持者负责指定集会地点和确定题目，其余社员依此填词，抄录后交由吴梅审改。此种结社形式自有现代女性词人群体独有的雅趣，而作为学生词社，学习填词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目的。

　　如果说早期潜社和梅社旨在师生间探讨填词之法，那么“以振朱氏宗风于不坠”的如社，则更突出承继词统之志，表现出当时文人在国家遭遇危难之际的复杂心态，成为词人之间相互倾诉私人情感和家国情怀的平台。之前师生间的研习填词和娱乐遣怀，自觉地转为对于现实的关切和家国情愫的寄托。而此后身兼词学教师和现代词人双重身份的沈祖棻，也将文人集会的雅趣和忧生忧世的情怀一并传承下去。

　　这种词人结社的传统即使到抗战时期仍未间断。彼时已从金陵大学毕业的程千帆和沈祖棻随校迁至成都，并于1942年秋共同执教于金陵大学中文系，他们也将此前耳濡目染的词学传统接续至教学活动中，正声诗词社即是在此背景下创立的。“正声”之名源自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其所寄之意却已在学习填词之外，而是直接继承了如社宗旨，追求文学的“雅正”之声。

　　以旧体文学创作和研究为主的正声诗词社，在社团集会方式上也有传统词社遗风，于师生宴饮、觥筹交错的过程中联词对句，彼此唱和，讨论诗词学问题，实为现代词社的过渡形态。因而，在组织方面，正声诗词社采用的是导师指导下的师生结社方式。

　　如果说师生雅集的社团活动方式尚存古人之风，那么创刊办报则完全彰显着其现代社团的特质。正声诗词社成立后一年，预备出版《正声》诗词月刊，公开向社会发售。就编辑体例而言，《正声》与《词学季刊》有颇多相似之处，主要由“论著”或“文录”、“诗录”“词录”和“附录”等四个栏目组成。其中“论著”或“文录”主要刊登社员的诗词学论文，每期仅刊一篇。在《正声》诗词月刊停刊之后，正声诗词社成员又另辟“新文苑”，以《西南新闻》报为阵地，办《正声》副刊，继续依托报刊发表诗词作品和研究论文。

　　正声诗词社编印的《正声》诗词月刊，及后来借《西南新闻》报所办的《正声》副刊，都是它不同于传统词社之处。《正声》诗词月刊和《正声》副刊，以正声诗词社为依托，类似于同人刊物，稿源相对集中，社团成员统一的词学观使其词学论述、词作风格和表现方式更为相近。他们以集体的声音，宣扬明确的词学主张，乃至扩及对于整个文学价值观的理解。

　　正声诗词社与传统词社的区别还在于其所具有的相对统一的词学观，乃至文学观，代表了整个社团集体的文学价值认同。而共同的词学观也促使词人创作意义指向的相近。

　　杨国权的《论近人研治诗词之弊》和程千帆的《创刊辞》，分别作为《正声》诗词月刊和《正声》副刊的发刊词，二者主要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是分析正声诗词社文学旨趣的首要切入点。前者为旧体诗词张目，其核心论点是文学体制无新旧之分。在杨国权看来，旧体诗词仍能有效地表现时代精神和社会境况，既能表达现代人的情感，亦能描写新生事物。年轻时就加入新诗社并创作新诗的程千帆认为，旧体文学同样是有效表现时代精神的文体形式，古今文体之间不应限于新旧高下之别，关键在于所流露情感的真挚，及其对于文学时代性的昭示。

　　而文学时代性在沈祖棻的《〈风雨同声集〉序》中也被明确地凸显出来。依沈祖棻之言，“然其缅怀家园，兴于微言，感激相召，亦庶几万一合乎温柔敦厚之教，世之君子傥有取焉，而不以徒工藻绘相嘲让邪？”此段论述标雅正沉郁之旨，抒家国悲欢之情，已然成为正声诗词社的主导词学观。

　　正声诗词社的创立展现了现代词学发展过程中，传统词社向现代新型社团的转变，词人群体组织形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代表了一种词学知识生产体制的现代建构方式。这亦可从某种侧面反映出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不能也不应仅仅因为文体属性就忽略对现代旧体文学社团的观照。正声诗词社努力为旧体文学正名，不断地确证旧体诗词对于现代人情感和现代新生事物表达的有效性，使之可在现代文学史上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作为现代文人精神史的载体，其词作也理应被纳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与新文学一并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拼图。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