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媒介考古学”？简单地说，是以考古学的方法，到过去文化的残像余韵之中去追寻媒介文化的踪迹。套用福柯话说，就是在纷繁话语网络的深层去发掘被忽略、被遗忘、被歪曲的媒介文化知识基型。齐林斯基指出，媒介考古学关注媒介的“深层时间”，以赞美、表彰而非批评、谴责去展开历史的书写，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同媒介文化毫无关系的天才人物描绘为当代数字人文主义的元祖，比如古希腊自然哲人恩培多克勒、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从考古学视野重审思想史，首先挑战了现代媒介文化和理论对于历史的冷漠态度，而将媒介研究的范围推向遥远的甚至是荒渺无稽的世纪之前，甚至拓展至西方历史之外。从这个角度看，柏拉图就可能被读作媒介文化批判的元祖。

　　对技术的深度关注

　　通过“媒介地”阅读柏拉图及其戏剧对话，我们或许可以构建出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略、被遗忘的另类历史。德里达将欧洲思想史的根基追溯至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在场形而上学，解构的锋芒直指言语对文字、口传文化对书写技术的压制。柏拉图对话作品中贯穿着对技术的深度关注。诗术、智术、修辞术、论辩术、书写术、治理术、灵魂导向术，举凡他那个时代显赫的大师和流行的技术，他都不仅关注，而且批判地思考。然而，就对技术文化反思的深刻性和艺术性而言，《斐德若》可谓杰作而且独绝。

　　首先，《斐德若》对技术文化的批判采取了文学味最浓的诗学形式，甚至一反《理想国》对诗人和神话的言辞厉责姿态，将对话场景布置在风景如画诗意盎然的田园，那里蝉鸣绿荫，清风徐来，芳草萋萋，古木参天。不仅如此，《斐德若》还以众多的神话支撑整个哲学论辩的架构，如北风神话、灵泉神话、蝉族神话、灵魂冲突和转世轮回神话、埃及书写神话、阿多尼斯花园神话、牧神神话。其次，《斐德若》对话写作的特殊时间，柏拉图年华迟暮，职业生涯已近黄昏，雅典也度过了盛期而至于衰败。哲人迟暮，帝国衰微，无论是个体还是共同体，都亟须重构神话，来克服绝对的实在和强大的偶然对生命的威胁，补偿人类与生俱来的匮乏和无助感。再次，《斐德若》论涉的主题是爱欲的上升向度和下行向度，上升向度的至境是爱智，而下行向度的低谷是贪欲。柏拉图处理这一主题的特殊策略，是让哲人王退隐，将导引灵魂转向的智慧实践从城邦迁移到乡间，以爱欲辩证为架构来讨论修辞的善用与滥用、好的话语和坏的话语、作为补药的书写和作为毒药的书写。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在雅典盛极而衰的帝国余晖中，柏拉图在哲学、技艺、神话、政治四维格局中聚焦于爱欲，重申修辞技艺。柏拉图对书写文化进行了深度反思，执意将书写从智术师手上夺回，将修辞技艺引入爱智慧正道，将整个城邦导入善好生活的轨道。

　　对灵魂的全面呵护

　　《斐德若》都说了些什么，以什么样的艺术组织了这些说辞？描摹风景开篇，以对牧神（Pan）的祈祷做结束。开篇追问俊美青年斐德若的来去，终篇祈求神祇圆成内美外修。对话中间众多的神话以“灵魂”为轴心布局成柏拉图的神话体系。灵魂的本质、灵魂的构成、灵魂的旅程、灵魂的冲突、灵魂的轮回以及对灵魂的审判，总之，对灵魂的全方位呵护，是柏拉图《斐德若》神话体系的核心意蕴，也是整个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引力中心。

　　第一篇讲词是斐德若藏掖的、智术师吕西阿斯书写的美文，这是一篇“色彩斑斓的讲词”，主题是赞颂“心中无爱欲者”，意图是实施一种致命的诱惑。第二篇讲词是苏格拉底戏仿吕西阿斯讲词而作的反讽讲词，将荒诞的论说和诡异的逻辑推至极端，微妙地揭露爱欲的世俗相向度，或者说堕落的趋势。第三篇讲词是苏格拉底受内在精灵警告而作的悔罪诗，重构了迷狂的谱系，宣告爱欲之迷狂是神赐的礼物。呵护灵魂，是柏拉图的首要关注，是柏拉图批判世俗技艺、书写技艺的立足点：增益灵魂的技艺即为善好技艺，而伤及灵魂的技艺则是邪恶技艺。悔罪礼成，苏格拉底和青年朋友谈起了“属文之道”，为好的言辞、美的辞章提出了一条诗学标准——“杂而不越”“纹合机理”。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言语辞章略分两类，一类称善，一类为恶。称善之文，与智并生，铭刻于学人之灵府，且有自持之功，知晓论辩对手，正适其时则滔滔不绝，不得其缘则金口不开。此所谓人有真知，言辞必须生气远出，活力四射。可是，柏拉图将这么一通大而化之的劝勉寓于一则埃及神话之中。

　　苏格拉底讲到，在古埃及的瑙克拉提斯有位古老的动物神，头顶朱鹭，手操笔墨，其名曰“忒伍特”，为数目、计算、几何、天文、跳棋、骰子的创发者。在其所发明的诸般技艺之中，书写技术堪称一绝。忒伍特携带自己发明的百般新术，去朝觐太阳王塔穆斯，祈愿圣王让诸般技艺传播天下，咸使知闻。塔穆斯王便问：百般技艺有何益处？忒伍特如是禀告，圣王听到美者即夸，听到不美者便哂。言及书写技艺，忒伍特尤为自鸣得意：此术将增益埃及人之智慧，增进埃及人之记忆；吾人之创制，为记忆与智慧之灵丹妙药。

　　然而，书写技艺，绝非新品。众所周知，公元前30世纪，美索不达米亚泥版楔形文字上面还记载着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公元前20世纪，埃及象形文字，书写文化的灿烂一时；公元前12世纪，克里特米诺斯线形文字标志着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超然于世；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黎凡特字母表传入希腊。漫长的上古“中世纪”黑暗时代，书写技术影息既久。黑暗时代有多黑？唯其没有文字予人认知和流传而已。

　　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书写技术粲然复兴。复兴的书写文化对雅典黄金时代的口传文化构成了挑战和碾压。如何捍卫荷马口传文化、表演文化？更为紧迫的是，书写技术的复兴，在相当程度上借着智术运动之精神动力。那些因战祸而流浪到雅典的知识人，开启民智，创制新技，献策安邦。智术运动的兴起，政治从军人、贵族转向平民，神的时代云烟散去、英雄时代暗淡凋零、俗众时代杂语喧嚣，修辞兴盛。智术师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登上雅典帝国文化舞台，《斐德若》中那个没有出场的对话者吕西阿斯，便是当时的智术名流，以“讲词写手”而闻名于雅典世界。他将书写技术用到极限：写出色彩斑斓的讲词，影响议事会长老和法官的判决。斐德若通宵达旦与吕西阿斯在一起，学习修辞和书写，清晨出城还携带了吕西阿斯落墨成文的讲词。当他在城外偶然遇到苏格拉底，他还小心翼翼地把讲词文字稿藏藏掖掖。平心而论，智术运动是一场人文化成的启蒙运动，其深刻性甚至可以同悲剧时代的哲学比肩而立，成为人类精神进化的一个必要阶段。

　　可是，柏拉图并不这么看。在他看来，言辞导引灵魂转向，好的言辞引人向善，而坏的言辞诱人作恶。眼看斐德若被吕西阿斯及其美文迷惑，苏格拉底不仅忧从中来。为了将青年一代从智者的迷惑和技术的钳制之中解救出来，引领灵魂进入正道，苏格拉底让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王对朱鹭之神忒伍特发明的书写技术实施了严厉的判决。太阳王以“药”设“喻”，假苏格拉底之口而代言柏拉图的忧患意识：书写技术是衰退的记忆形式，文字是真理的外观与幻象，所以书写文化不仅离灵魂最远，而且对灵魂最为有害。文字模仿口语，口语模仿灵魂（或真理或灵知），故而文字与灵知隔了两层，正如绘画与终极实在隔了两层。文字与绘画，视为影子之影子、幻象之幻象、虚拟之虚拟。

　　在柏拉图看来，书写技术乃至人类一切技术文化，都是灵魂的“药物”，或为补药或为毒药，或增益智慧，或损害灵魂。当今，我们在反思技术对文化的垄断时，自然都会将现代危机远溯到古希腊，并恳请柏拉图对当今的现实重新发言。所以，一种“精神药物学”应运而生。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善用技术，抑制其缺陷，发挥其补益。更简单地说，就是借着技术，善智益生。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希腊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