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结束长征，国内外进步报刊对长征英雄事迹的宣传，使得中国红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受到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但由于受到封锁，根据地既得不到外界的援助，也无法向外界报道人民创造的伟绩。根据地在人们心中成了一个谜，国内外千千万万的人想了解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真相。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首次访问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临时驻地——陕北保安，拜访了多位中共领导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斯诺在陕北根据地采写的一系列报道，在多家英美报刊上发表。这些报道材料很快形成了多部中译本，有《苏区访问记》《中国的新西北》《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国的红区》《西北散记》《一个美国人的塞上行》《中国红区印象记》等，另有《毛泽东自传》两种译本。斯诺还把陕北之行报道材料整合起来，写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后在美国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及其领袖的新闻通讯集。1938年2月，胡愈之组建上海复社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本，译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这是《红星照耀中国》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中文译本。

　　在斯诺的影响下，不少外国记者、作家如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斯诺、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等人先后到达延安和华北前线等地进行采访考察，回来后都写出了很有影响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报道著作或论述。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1937年1月到了延安，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外国女性。之后她又去了华北抗日前线，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在抗战期间被译成中文出版的有《西战场的苦英雄》，署名八路军随军记者史沫特莱原著、黄峰等译，该书收录史沫特莱写的5篇战地通讯。《打回老家去》1938年10月出版，记录了史沫特莱从1937年8月至1938年初跟随八路军转战华北的经历，中译本由导报丛书编辑部组织翻译。斯诺夫人根据自己的延安行以尼姆·韦尔斯的笔名写成《革命人物传》和《红色中国内幕》，分别译为《西行访问记》和《续西行漫记》。《西行访问记》可看作朱德、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等红军领袖们的第一部集体传记，中文本由华侃翻译，1939年上海译社出版。《续西行漫记》由出版了《西行漫记》的复社出版，主译者胡仲持、冯宾符等也是《西行漫记》的主译者，记述了著者在中国西北苏区的见闻，以极为敬佩的口吻表达了她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英国记者贝特兰以西安事变为主题的报告文学作品1938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题名《中国的新生》，以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揭示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之后，贝特兰出版了第二部报道中国红区的作品《华北前线》。该书很快有了3种译本即林淡秋译本、任叔民译本、方琼凤译本，三个译本都在1939年出版。书中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法西斯精神，对站在抗战前线的中国共产党人作了群像特写。任叔民译本配有13幅照片，展示了中共军队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贺龙、刘少奇等的风采。卡尔逊则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美国军官，他于1938年5月深入延安，访问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他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的双星》，194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1941年由上海民光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他在书中预言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福尔曼、爱泼斯坦和斯坦因1944年夏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了延安。福尔曼是美国合众社以及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他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该书由陶岱翻译成中文，名为《北行漫记》。爱泼斯坦长年为美国合众社、《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他著有英文著作《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西北解放区亲历记》，1945年出版。斯坦因根据延安采访写成报告文学《红色中国的挑战》，当时有3种译本：上海晨社伊吾等人译本、希望书店李凤鸣译本和生产出版社译本。晨社出版单卷本的同时，另将书中10个部分单独成册出版。

　　另有哲非翻译的《红色的延安》，由上海言行出版社1938年12月出版，收录了4篇文章，分别是：瑞士报告文学作家瓦尔太·巴斯哈特写的《延安视察记》，记录了他1938年5月访问延安并会见毛泽东等人的经过。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比得·弗来敏写的《红色的延安》，介绍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的教育。诺门·裴索思博士写的《红色大学》，侧重描述延安青年的生活。一篇选自苏联报纸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共产党特区现状》，介绍延安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这些记者和作家以犀利的文笔强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有一个受到民众拥护的政府正领导着农民开展积极的抗日游击战。在这些报道作品的影响下，美英舆论界公开发表了很多公正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评论。这些文章又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

　　抗战期间外国记者深入中国红区进行采访报道，在中国形成密集翻译中国革命根据地报道作品的翻译潮。尽管当时很多这样的翻译作品出版极其艰难，且多是地下秘密出版，但仍然盛况空前，不少作品同时有几个译本出版，还有些译本甚至是先于原著出版，这说明根据地报道作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非同寻常的吸引力。这些作品无论是原著还是译著，大部分都用生动的照片和文字向世人展现了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真实面貌，戳穿了种种谣言和诽谤，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正面形象和抗敌力量，使以延安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人们向往的圣地。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休梅克禁不住感叹说：“首先访问红色中国的美国人绝大部分是记者，还包括一些商人、医生、教育家、军事观察员、传教士。但是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从延安回来后，都无一例外热情地称赞中国共产党。尽管如今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16BYY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