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9日，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在天津大学召开。会议指出，为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发展。其中，新文科的主要核心发展方向有二：一是打破过去的专业分野，使人文社会科学相互贯通；二是通过与新兴数字技术结合，与理学和工学交叉共融，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发展。相对于过去，在大数据时代推进数字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文科发展，将进一步加强人文科学诠释世界的有效性，进而令文科研究成果展现出新的价值。
国学，指中国传统学问。在近代走向分科之学以前，中国人一直在文史哲未分的通经致用国学框架下观察、理解与诠释宇宙世界。从通经国学走向分科之学，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国学在下分为文史哲等专业学门后，能够更深入、更专精地进行各学科探索与研究；缺点是分科之学割裂了国学，失去了学科与学科间的对话与联系。分科之学的缺点在大数据时代更为明显。大数据时代需要跨学科的通才来面对并解释纷繁复杂的巨量数据世界，因此诸多学人呼吁应从分科专才回到通才教育，唯有如此，未来的学子才能更好地理解、思考与解决快速变动世界中的多元复杂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过去以培育通经致用人才为职志的国学，在当今世界再次彰显出它的重要价值。
当我们了解新文科与国学这两个概念的定义后，需进一步回答，国学与新文科的关系究竟何在？关于这个问题可从两点进行说明：其一，国学作为综摄之学，符合新文科意图解决学科分化的核心理念；其二，国学作为中国传统千年文化底蕴的表征，具有与时俱新的能力，因此不能自外于新文科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国学与新文科产生了联系，学界得以重新思考并彰显国学在新时代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久不衰的永恒魅力与自新能力。因此，国学研究者须直面数字世界，思考如何转型才能配合新文科发展指导原则，更好地将数字化技术与国学研究相连接，以完成文理交融的数字转向。
那么，新文科视野下国学研究的创新发展有哪些途径，即我们可以从哪些方向来推进国学界的新文科转向？基于过去进行数字人文研究的经验，笔者有以下两方面建议。
第一，推动国学研究议题的数字转向。关于研究议题部分，可通过数字技术的复杂计算优点，拓展出三类新的国学研究方向：其一，共时性研究。可大量比较同时代不同流派经典的诠释主题，通过异同分析，发现特定时代分润共享的共时思想以及不同流派经典中的特色诠释。例如，以先秦九流十家的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文本探勘技术即可勾勒出先秦诸子思想的共性与特殊性结构。其二，历时性研究。可长时段地考察国学经典在历代注疏史中的发展，进一步指出经典诠释的连续性发展，及不同时空语境下的非连续性特色诠释。例如，以《中庸》注疏史为研究对象，可通过数字技术量化计算出《中庸》思想发展史中不变的思想核心，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影响下，所产生的非连续性时代注释特征。其三，全球国学史研究。通过运用具备复杂、巨量、比较、全体等计算能力的数字技术，国学研究的视野范围可从中国境内扩展到全球，研究者可以考察同一时期国学在中、日、韩、越乃至于欧美间的交涉与互动状况，也可考察在特定时段中，国学在全球的多元动态传播与接受轨迹。例如，考察《论语》在近代于东亚的跨语际实践过程，或是在全球的历时性知识传递与接受过程。上述三类主题都具有研究材料庞杂、时间跨幅较大等特征，很难用传统人工阅读的细读研究方法进行处理，但若善用数字技术，便能在深入研究的同时，展现国学研究在数字转向下的优势与特点。
第二，培育文理交融的国学研究人才。要推动国学研究的数字转向，最为基本且重要的工作是调整文科的人才培育框架。首先，必须强化全球史视野。由于数字技术的长处是复杂与巨量的计算处理能力，故所提之问题必然要是宏观与长时段的大题目，方能呈现出数字转向后的国学研究特色。因此，文理交融的国学研究人才必须具备全球视野，才能提出宏观的全球国学史研究议题，提升国学研究的高度与层次。其次，必须调整文科课程结构。在过去，研究者仅凭人工进行经典研究工作，常因人力限制，出现研究速度慢甚至仅治一经的现象。掌握数字技术后，研究者就能通过定量的方法，完成通经的数字国学研究议题。要达成上述发展目标则需配合文科课程的调整，必须将数字技术课程纳入新文科的课程规划。
综上所述，推进国学研究的数字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国学研究层面上，通过新兴数字技术与跨领域协作，可以提出新问题并且获致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其次，在国际交流层面上，新文科视野下的国学研究新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的一张新名片，加强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我们期盼，积淀了中国几千年悠久文化的古老国学，能在新文科的发展浪潮中，日新又新，其命维新。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道’概念的转型与变迁研究”（19YJA770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