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应回归生活世界
2020年07月03日 00: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3日第1959期 作者：王俊
从根底上看，哲学是一种处于生活世界之中的思想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实践形态，同生活实事密不可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出现的实践和理论的分化，是哲学形态发生变化的一次重要转折。在随后的思想史中，哲学逐渐演变成一种纯粹的理论活动，变成彼岸的东西，与我们此岸的生活实践渐行渐远。
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哲学的学院化、专业化和职业化，亦即学院哲学的形成（这是哲学演变史中另一个非常要紧的转折），哲学彻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脱钩，成为了专业之事。面对哲学的学院化与哲学家的职业化，费耶阿本德称哲学家变成了纯粹的“思想的公务员和概念的管理员”。这个转折对当今的哲学形态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哲学演变史中，伴随着这个转折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变化趋势，比如哲学文本越来越复杂。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的很多哲学文本，文风是平易近人的，但是康德之后哲学文本越来越复杂，专业词汇越来越多，专业性越来越强，一个初学者不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就进不了哲学的门槛。跟这个趋势相伴随的就是今天有两类哲学家，一类是学院里的哲学研究者，另一类我们称之为民间哲学家。
但是，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其实没有所谓学院哲学家和民间哲学家的区分。笛卡尔给贵族当家庭教师，同时也研究物理学，休谟担任过国务大臣，康德的研究兴趣也远远超出了哲学，更遑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们，哲学对他们而言并非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从事哲学的方式都是民间的、业余的。而在19世纪前，这种“业余活动”并非贬义，歌德就称赞说只有这种“业余活动”才“总是想要承担某种要求最高技艺的不可能性”。叔本华也曾为之辩护，他说之所以有人轻视这种“业余性”，主要是基于“一种卑鄙的信念，相信没有人会认真地着手做一件事，除非他被穷困、饥饿或其他欲望所刺激”。但随着20世纪哲学学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哲学成为一门艰深的专业学问，作为业余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哲思则被不断边缘化。
哲学演化史中的这个转变带来的分化趋势，令象牙塔中的哲学和生活中的哲学渐行渐远，哲学成了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故纸堆里的学问。这对哲学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思想能力的进步造成了消极影响。因此，在当代哲学圈里就有一些哲学工作者越来越有意识地抵抗这种分化，强调哲学应当回归生活世界，目的在于扭转学院哲学与非学院哲学愈益分离的趋势。
如果说当代哲学有一个总体上的实践化转向，那么这种去学院化、回归生活世界的尝试，也可以看作最宽泛意义上实践化转向的一个表现。大而化之地讲，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差异在于，当代哲学不再执着于传统的那种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构建，而更倾向于“回到实事本身”。“实事本身”包含着回到具体的历史境遇下去思考，回到生存语境里去思考。实践化转向的大趋势要求我们增加哲学思考的现实感，让哲学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就像杜威说的，我们不是在理论当中发现问题，而是在生活里发现问题。
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趋势，跟现象学哲学的核心观点具有密切关系。现象学的重要观点之一，是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情境化还原，拆解传统的主客二元认知框架。客观性、确定性是主体构建的结果，是语境或历史情境中的确定性，不存在普遍、抽象的确定性。胡塞尔的现象学是数学和心理学传统下的现象学，如科学般严格的哲学，这是当时的一个时代潮流。胡塞尔不是突然一下写出《逻辑研究》的，在19、20世纪之交有很多哲学家都写了《逻辑学》或《逻辑研究》这样的著作，关注科学时代哲学的转型问题，胡塞尔只是其中之一。海德格尔思想具有的时代烙印也很明显，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人生经历具有密切关系。他的思想脱胎于当时的德意志民族主义传统，而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一个抽象的东西。
另外一点促成这个回归趋势的就是现象学对科学的批判。现象学哲学是在对现代科学批判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海德格尔对科学和知识的起源有一个深刻的阐释：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的本性，求知实际上是古希腊人为了克服变幻莫测的命运，面对生老病死的人生，面对命运之神的强大力量时，试图通过把握知识和规律去获得一种安全感。所以人们要求知，求知就是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和把握，让我们能对世界的变化和人生的变化进行解释，并且预见未来。与之类似，前科学时代的宗教世界观也是为了实现生活的某种安定性和安全感才产生的。与哲学和宗教相比，今天科学给予我们生活的安全感和确定性要强得多，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量化描述、精确组织和准确预测，使我们的生活具有前所未有的精确性、确定性和高效率。比如，我们现在有各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信息交流方式，非常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生活得更精确、更有安全感，这在前现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现象学则试图指出，这种貌似绝对精确、绝对客观的科学观念及其决定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建立在主体性成就的基础上的。科学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观念形态，并不绝对也不代表绝对的真理性，而是隐含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前提。从这一点上看，现象学是要着力揭示科学的边界和限度，科学并非无所不能。
然而，尽管现象学在科学批判上有此洞见，但在现实生活中，现代科技仍不可避免地意识形态化，如胡塞尔所说，出现了“理性的僭越”。科技决定的生活方式在带给我们确定性和安全感的同时，也让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同质化。如果按海德格尔所说，西方科学的出现就意味着哲学的终结，科学和传统哲学、传统形而上学一脉相承，都是以一种本质化、普遍化的观念排斥生活中的变化、偶然性和多样性，那么我们也可以把科技带给我们的单向度的、同质化的生活方式，理解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一以贯之的结果。
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反抗，在科技时代的生活境遇中，我们会有更多对不确定性的追求。在前科学时代，因为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要借助知识来追求确定性。现代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让生活过于确定，所以我们才要去追求不确定性，比如后现代艺术、无调性音乐、心理学上的无意识理论，还有大量的关于世界末日和核灾难、外星人入侵的科幻作品。这些流行的文化形式、话语方式和话题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今天我们生活的安全性非常高，人们反倒要以这些对于不确定性的表现、那些关于危险的想象来均衡我们的生活，均衡科学的盲目乐观主义，重新形塑我们的生活意义。
人们对主流的生活方式进行一种反动，这就是“均衡”（Kompensation）的概念，这一概念由当代德国哲学家奥多·马奎德提出，完整的意义是通过补偿达到均衡。在生活中，人们尝试着对主流的生活方式进行某种反方向的补偿来达到一种均衡，在古希腊人们通过求知以便获得更大的确定性，这是对均衡的追求。而在科学时代，人类由于过多的确定性而导致了生活中“意义的贫乏”，因此要追求不确定性以恢复生活的丰富性，这同样也是一种均衡。均衡是动态的，随着人在时代境遇中的实际生存经验发生变化，这种均衡的需求也在变化。因此，在科学时代，现象学进行的科学批判归根到底是时代要求的思想均衡的体现，这是思想在当代的任务。
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就要在充分意识到思之任务的前提下进行思考：在科学和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均衡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够理解现象学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哲学的技术批判不是反技术，而是限制技术的界限。对于生活而言，科技之外的东西变得日益重要，哲学应提供一种均衡性力量，帮助人们克服唯科学主义和生活同质化，从而实现价值的多元、呵护生活的意义，同时也实现哲学本身的生活化和去学院化。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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