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哲学方法 应对科学挑战
2020年07月03日 00: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3日第1959期 作者：王恒
说起哲学方法，哲学工作者们或许会想到如辩证法、语言分析、意向分析等术语。但我们所要讨论的话题可能要更深一层——在一种近乎老生常谈的、关于现代科学的崛起及其权威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是否还存在具有不可替代性与自身独立意义（且不是向前启蒙的蒙昧与思辨浪漫返回）的“哲学”及其方法？
科学应被哲学考察
事实上，从近代开始，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就在与具体科学的复杂互动中展现自己的思想。他们一方面毫无保留地赞叹科学的成功，另一方面拼尽全力为人类及其自由争取权利，限制科学这种关于具体存在者的知识越出自己的领地。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的思考命运般地又出现在了当时的精神思潮（如新康德主义）中。那时的哲学家们常常将他们的哲思当作一种对科学进行奠基的理论活动（如马堡学派）。
值得深思的是，这一时期的哲学方法之反思，孕育了当代的社会科学。以韦伯为杰出代表的现代社会科学家，使用坚定的实证精神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态度之严谨堪与自然科学相媲美。这当然是人类精神历史上的伟大时刻，但一名“纯粹哲学”的工作者可能会对这一成果表示怀疑。因为纯粹哲学的诸话题竟因无法被实证研究，而无法获得时代性的“生存权利”，这让哲学在现代的身份更加被怀疑。一种哲学方法的反思，居然得出了非哲学的答案。夸张点说，这可被理解为哲学方法的“石化”，甚至带有“堕落”的意味。
如果我们要对哲学，尤其是纯粹哲学进行指责，一个合理的方案是：指责哲学在理论上不“实证”，进而在实践上没有“效用”；而哲学似乎又冥顽不化，拒绝接受时代的邀请。对于这样的“审判”，哲学工作者们能做怎样的答辩？
作为一名主要研究现象学的学者，我认为哲学意味着一种彻底化的反思。这种反思并非是要回到前科学的浪漫世界，而是要追寻任何意义的根本性“缘起”。现象学意味着反思“意义的发生”。我们所熟知的诸如“先验还原”等现象学概念，就是对此问题的回答之尝试。由于胡塞尔认为一切意义根本上来自先验主体的构造活动，因此对意义的反思当然就表现出一种意识哲学的风味。但是，如果我们尝试以别的途径探索意义之源泉，当然也就可以进行别样的“还原”。这些多样化的研究都可以被称为“现象学”的。在此视野下，科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杰出形态，当然具有一个意义的起源，可以且应该被哲学所考察。在此，对科学进行现象学反思，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反科学”意味。哲学也并非那么冥顽不化。
哲学无法被科学取代
中国人常常追求一种“心安理得”，我们是否细细品味过这句习语中的“心”“理”及其连接？理得而后心能安，这并非是一种俗浅的人生智慧，而是恰恰深刻地说明知识拥有一个“生存论”上的来源。如果理不“得”，我们就无法安处于自身。“理”，无论是中国人的伦常“天理”，还是西方式的存在者之“逻辑”，都是一种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类的生存之“策略”，或存在的“机能”。我们愿意将世界及看似混乱无序的万千存在者看作有“理”的，认为整个宇宙和人生都有其运行规律。为什么要这么“看”世界？这是一个与科学之来源密切相关的问题。
更深一层来说，科学之为科学，并非绝对的“实证”与“客观”。基于目前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知识，科学绝非仅是对现成存在者的观察、摆弄以及冰冷的归纳推理。从思想史上来看，现代科学以至于“现代性”的两个古代起源——希腊的理性与希伯来精神，都并非以“实证”为主。知识与神学的复杂交织，表明科学不仅是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技巧，更具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价值。在此意义上，自然不是存在者的某种单调集合，而是上帝写给人的一本“大书”，是与圣经之“特别启示”相并立的“普遍启示”。希腊式的对“逻各斯”的热烈向往，与希伯来式的对超越的寻求，都将人类的目光引向非实存者。这些非实存者（如“理念”），并没有被认作浪漫幻想的产物，而恰恰是以摹本的方式决定了现存者的诸面向。如果不探索这种精神，我们便无法理解毕达哥拉斯对数字及其规律的崇拜与痴迷，也无法理解柏拉图学园门口的“不懂数学者禁止入内”。数学中的数字，对现存世界而言，就是地道的“超越者”。我们要进行研究，方能获得现实世界的“知识”。这种“数学式”的思维，在科学革命家（如笛卡尔、牛顿等）那里最为醒目，表现为在科学研究上果敢地先“设定公理”而后“理解世界”的近代模式。
以上内容，是一种我心目中的“哲学思义”的简单展示。这似乎达不到“实证研究”的要求，但也绝不是散漫而不“严格”的。此过程并非一种反对理性的浪漫冲动，也不是无法与人交流的内心体验。哲学的反思有着自身的严格性，这种反思的严格无法被科学所取代。
哲学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发展
在现代，当人们遇到诸如知与不知、理性与情感、艺术与科学、精神与物质等困惑时，往往仍会将目光投向哲学。大家期待着对于此类关乎人之存在及价值“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哲学能够说些什么，能提供些许指导与安抚。对于这类永恒的困惑，哲学的确有义务说些什么，但想要有意义地说、严肃地说，哲学就必须解决好自身面临的时代挑战。
现象学谈到过科学与逻辑的“第一人称”起源，但这种起源的合法性在现代却受到了科学本身的质疑。比如，物理学领域的量子力学中的很多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经验严重不符，量子力学中的一些现象从日常直观出发很难被理解。于是，是否有必要再去追溯这种科学的“第一人称”起源，确乎是一个问题。另外，当代的科学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哲学工作者不能“理解”其内容，是否还能合法地用哲学对其进行反思？理解科学似乎是科学反思者的当然义务，但面对科学的日新月异，这种理解之要求究竟应如何完成才是我们首先要考量的问题。时代的反思者们不能远离现实科学从而进入抽象玄想，但也不应在科学身后亦步亦趋，包括对科学做所谓科学的研究。
当前，人们对于人工智能、人工意识等问题已进行了大量讨论，这既是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伦理问题，进而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其中的哲学思考，实际上是“人之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在我们讨论人工智能的各类立场时，同时也是在回答“人”的谜题。例如，如果我们取一种“强人工智能”立场，便会自然地认为人在根本上可以被还原为物理符号。从这一角度看，康德式“人是什么”的反思，永远不会真正远去。只要“人之为人”仍是一个问题，哲学也就不会停止。未来的哲学会多样性地表现自身，从而超出任何意义上的作为学科建制的哲学。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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