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思考
2020年07月03日 00: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3日第1959期 作者：张自慧
曾几何时，伴随着“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也受到质疑。其实，哲学是复数概念，是人类的公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有自己的哲学及其方法论亦毋庸置疑。今天，中国哲学要走向世界，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方法论上都面临着难题和挑战。那么，中国哲学有哪些研究方法？其方法论有何特质？今天如何“做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具有多种研究方法
一是文本理解法：“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文明延续，常常是通过一代代人对其历史上经典文本的诠释来完成的。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大多寓于经学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孟子借对《诗经》的研读提出的“以意逆志”是中国文本理解法的滥觞。《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强调要从文本整体出发，不能拘泥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囿于个别词句而曲解整部作品；以人之情和己之体悟去推测作者的本意，才是阅读和理解作品的正确方法。“知人论世”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其意是读者在研读文本时要对作者经历、时代背景等有足够的了解。“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并用，成为古代文本理解和研究的重要方法。
二是定向诠释法：“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作为两种研究定向，前者相当于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定向，是对象性的纯学术研究取向；后者相当于主观的、现实的、自我表达的定向，是凸显主体性的思想建构取向。这两种定向在学术价值上没有高下之分。如果说以考据训诂为主的“汉学”近于“我注六经”，那么以义理诠释为主的“宋学”则近乎“六经注我”。
三是格义诠释法：“传统格义”与“反向格义”。“格义”是通过比较和类比来理解、解释跨文化背景的概念或范畴以开展学术研究的方法，最早是用儒家、道家思想来解释佛学教义的产物。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格义”作为一种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冯友兰认为，“格义”是“两种文化初遇时互相理解的一个必然过程”。“格”有“比较”或“度量”的意思，目的是获得一致的归类；“义”指概念、范畴或命题。就哲学而言，传统格义是以中国哲学的概念和思想体系诠释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思想体系，反向格义则反之。从胡适、冯友兰开始，反向格义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方法。
挖掘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特质
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是由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中国哲学的内容决定的。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精神践履”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情感哲学，强调人的存在是知、情、意的统一；是一种实践哲学，重视修齐治平而非知识体系；是一种生命哲学，思考的起点和关注的命题是“人生”而非“存在”。基于此，其研究方法重在情感体悟、经验和想象。基于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内容，其研究方法具有以下显著特质。
一是以经验为形上学之前提。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源于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和对生活经验的萃取。古人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经验积累，“立天道曰阴与阳，立地道曰柔与刚，立人道曰仁与义”，以实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目标。《周易》中的哲学思想是通过对天、地、山、泽、风、雷、火、水（八卦）等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对蒙﹑讼﹑师﹑谦﹑颐﹑坎﹑遁﹑家人﹑困（六十四卦）等生活经验的萃取而形成的，在此基础上凝练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形上学结论，完成了从经验向哲学的跃迁。另外，中国古代经典文本常常缺少明晰或纯粹的观念论述，许多概念性的内容镶嵌在具体的生活图景中；离开相关的生存场域、经验背景、话语结构和表达方式，其中的概念和问题就会变得不可思“义”。
二是以体悟为达“道”之路径。在儒家思想里，“悟道”为学习的目的，“体”与“悟”是具有情感共通性的认知方式。朱熹释“体”为“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有“体贴、体谅、体恤”之义。同时，“体”还有“践履”之涵，意味亲身体验和心领神会。正如二程所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如果说“体”是通过感官知觉统合感性经验、情感体验和理性意识的一种认知与实践方式，那么“悟”就是一种独特的运思方式，始于道德情感，经过道德理性，达于道德行动。作为中国哲学重要命题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古人“体悟”的结晶。
三是以想象为哲学创造思维之动力。想象力是人在已有形象的基础上通过想象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其以丰富的感性经验为基础，将具有鲜活性、特殊性、直接性的感性直观材料归摄于理性概念之下，沟通感性与知性，幻化出创新能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民族，无论是远古神话中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还是《周易》中的“太极”“阴阳”“四仪”，都是想象力的结果。伏羲、文王、周公等古代圣贤通过非凡的想象力，勾画出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奇妙图景，总结出“生生之为易”“日新之谓盛德”的自然与人生之道，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石。虽然哲学研究需要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但也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如果缺乏想象力，则无法实现从经验到概念的腾跃。
探索如何“做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是“呈现中国文化经验或精神的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史主要“梳理”经典之精神不同，中国哲学重在“揭示”经典精神的价值并“说服”世人接受这些价值。“做中国哲学”就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完成艰巨的“揭示”与“说服”工作。
一是走出格义诠释法的局限，准确表述中国哲学的精义。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哲学研究中的“格义”是必要的，但仅有“格义”是不够的。由于社会背景、思维习惯、言说方式等的差异，不同哲学中的抽象概念很难在对方文化中找到完全匹配的成分，如西方哲学中的理念、逻各斯、努斯、存在和中国哲学中的道、性、命、礼等都无法在对方的文化中找到恰切的对应概念。这就使得中西方哲学之间的“格义”常常遭遇凿枘方圆的困境。“格义”要力戒“强制诠释”，做到“人话人说”，即运用科学的诠释学方法，以国人能理解的语言准确表述中国哲学的精义。
二是将中西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文化“整体观”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向。在文明互鉴已成常态的背景下，“做中国哲学”需要有全球化视野和多样化手段。当代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建构，应像梁启超所说：“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应将中西研究方法相结合，在重视情理交融的同时，强化理性思维和逻辑论证。在中西哲学的交流互鉴中，提升中国哲学的诠释和创新能力。
三是发挥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体悟、想象和经验的优势，做出中国哲学之特色。研究中国哲学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模式，不能以西方标准为圭臬。以存在论为对象的形上学是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中国思想传统中虽有类似的观念或思路，但并没有严格西方意义上的存在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不宜以西式形上学为前提，而应发挥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体悟、想象和经验的优势，努力从不同角度领悟生命或生活的意义。哲学的经典图景是形而上学，这是哲学家放飞的“思想风筝”，而牵制“形而上学”玄奥风筝的应是人类的“生活世界”。不容否认，哲学还有另一幅图景，不是仰望星空、欣赏思想的风筝，而是在“生活世界”中脚踏实地、从经验中体悟和洞悉宇宙的秩序和人生的意义。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分别与上述两种图景相对应。有人认为，哲学是抽象的学问，丰富的想象力会消解人的抽象思维。其实，抽象能力与想象力并不冲突，中国哲学中的太极、道、天人合一等抽象的哲学概念与命题都是想象力的产物。当前，“做中国哲学”所面对的经验既有古人的经验，也有现代的生活经验，倘若割断二者的联系和传衍，“做中国哲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今天，中国哲学需要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人类面临的各种根本性问题，提出对人类自身与世界的现代阐释。中国哲学只有在研究方法上实现突破和创新，才能对人类之问和时代之问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才能作为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真正“在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元典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研究”（15BZS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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