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方法
2020年07月03日 00: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3日第1959期 作者：罗跃军
对于西方中世纪哲学史，不少人存有一定误解，仿佛一想到西方中世纪哲学就不得不提及基督教史，甚至认为中世纪有信仰而没有理性、有神学而没有哲学。即使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关于“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是否合理也曾引起数次讨论。在中世纪初期，早期的基督教教父思想家们就不得不面对如何解释新兴的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使徒保罗和德尔图良都把基督教的教导与古希腊哲学思想对立起来，强调基督教的独特性。但随着基督教的不断发展，以奥利金和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综合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确立了“信仰寻求理解”的中世纪传统。毫不夸张地说，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恰恰源自古希腊哲学传统对基督教教义发展的直接影响。
20世纪初，法国哲学史家伯里哀与吉尔松之间爆发了一次著名的论战，双方就“基督教哲学”这个概念能否成立、教徒身份与其自身思想观点之间的纠缠等问题展开唇枪舌剑。海德格尔更是断言，谈论基督教哲学似乎就像谈论木质的铁一样。在英美分析哲学家内部，也有一个从依据逻辑经验主义可证实原则拒斥宗教而否定“基督教哲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到以普兰廷加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以分析哲学的原则为武器来捍卫“基督教哲学”合理性的历程。
从国内关于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可以把从1949年至今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当时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关于德国古典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译介与研究，而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的关注较少。正如杨祖陶先生在其学术自述中所说，1959年调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后，其所负责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小组和教研室一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方向和特色。
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车铭洲教授出版《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从宏观上论述西方中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叶秀山与傅乐安两位教授主编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对中世纪哲学中的重要思想家给予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尹大贻教授撰写的《基督教哲学》，从基督教思想发展的角度对中世纪哲学思想发展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和探讨。20世纪90年代，国内关于中世纪哲学史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傅乐安教授所著的《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哲学》一书，对中世纪哲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和研究，并对托马斯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思想发展脉络进行了仔细梳理。范明生教授所写的《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一书，着重从晚期希腊哲学对中世纪哲学有重要影响的角度，对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思想史进行了论述和探究。唐逸教授撰写的《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哲学思想》，主要从文化思想发展史入手，探究中世纪神哲学思想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与现代西方文化观念的某些联系”。赵敦华教授1993年出版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则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中世纪哲学的内涵、思想流派、观点以及对后来影响等方面做了全面而细致的论述，既对中世纪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以及希伯来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考察，又对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思想观点进行了深入探究。这部书明确表达出重新认识中世纪的呼声，对推动国内关于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0年至今。一大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博士和博士后群体纷纷加入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的队伍中，研究主题和方式也从20世纪的宏大叙事风格转变为精耕细作的模式，或聚焦于中世纪早期教父哲学家们某一流派或某一位思想家的观点进行深入探究，或集中挖掘经院哲学中代表性哲学家思想的不同面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直接从国外大学毕业的、具有良好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背景、熟悉西方古典学的中青年博士群体，也逐渐成为国内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的主力军。此外，关于西方中世纪哲学史论文与著作的翻译在这一阶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中赵敦华教授等主编的《中世纪哲学》和段德智教授主持翻译的《神学大全》成为鲜明的实例。正是在这些基础上，2018年5月，国内学界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中世纪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仪式与学术研讨会，这个专业委员会是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下的一个二级分会。
目前，从研究者的数量、研究与翻译的著作和论文以及研究的国际化等方面来看，国内的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从关于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如何阐释西方中世纪哲学史，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就中世纪哲学史的研究方法而言，从宏观来看大概无外乎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解读西方中世纪哲学史。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和阅读中世纪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时期的经典文本，力图恢复这些经典著作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又要把中世纪哲学纳入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深入探究中世纪哲学史对古希腊“永恒哲学传统”的继承与改造，同时也要梳理中世纪哲学史对近代和现当代西方哲学观念发展的启发与影响。
另一种路径就是用中国人的眼光阐释西方中世纪哲学史。尽管我们在前一种路径中强调以西方人的眼光解读中世纪哲学史，但无法回避的是我们身处21世纪的中国，必须要面对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回到中世纪的文本本身”，而且还要直面当代哲学中的各种问题，充分吸收西方中世纪的思想资源，来回应各种理论与实践上的疑难。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当代视野下以问题为线索梳理中世纪哲学史在国内的研究历程，深入分析国内学界关于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时提供恰切的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内关于中世纪哲学史研究的进程。另一方面在国际交流的视野下开展比较研究，把西方的中世纪哲学史纳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中，以中西哲学之中的某一思想流派、某一哲学家或某一哲学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总之，我们要“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理解西方哲学”和“用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说外国的道理”，从而真正为构建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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